法援制度改革似乎已經事在必行，據報政府擬從三方面進行改善，而其中最受關注的相信是不再容許刑事案的申請人自選律師，將改為由法援署指派律師。消息傳出後，大律師公會隨即表明立場，指涉「提名律師」的改動，當局應考慮《基本法》第35條，當中提及港人有權選擇律師的條文；而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更進一步」，聲言「憂慮」安排或成「內地官派律師的預警」。不論是大律師公會還是梁家傑也好，當然可以對新制度有意見，但問題在於，所謂的質疑根本不合理，也看不到有足夠的法理依據支撐。

做法並無抵觸《基本法》

法援涉及公帑的運用，為避免資源被濫用，在行政上有新安排，當然是無可厚非；任何權利都應有平衡點，法援受助人獲得所需的法律服務，別無選擇必然要接受法援署設下的部分限制；若他們不願接受所指派的律師，其實大可以自行在外聘請，不過律師費就要閣下自理了。至於《基本法》第35條，列明港人有權得到選擇律師的合法權益的問題，其實與新制度並無任何抵觸之處，大家可以看看現行的當值律師制度，被告人同樣是不能選擇指定的當值律師來代表自己，類似的制度亦一直行之有效，大律師公會應該相當熟悉，如今何必「大驚小怪」？

大律師公會作為律師專業團體，相信應該會對《基本法》有充分認識，那為何還會提出這種無理質疑？到底背後有何目的？是否想「捍衛」部分受惠於舊法援制度的會員之利益？相信就要交由大家自行評估。

危言聳聽 販賣恐懼

至於梁家傑的言論就更為荒謬，將指派律師安排與內地的「官派律師」制度，兩者相題並論，比喻絕對是不倫不類。內地的法律制度與香港不同，本身沒有任何好比較的空間，而且內地「官派律師」制度下，部分案情敏感的案件，縱使被告有足夠財政能力，亦不能夠自行外聘律師，是與本港法援制度新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梁家傑的說法，不過是危言聳聽，強行將新安排與「官派律師」掛鈎，似乎是窺準部分港人「反中恐中」心理，再利用自己在法律界的地位，想煽動及販賣恐懼，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過去大家已聽過梁家傑不少「偉論」，諸如在2019年反修例暴亂期間，在港大出席與校長張翔的公開論壇，竟說出「有時候暴力或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先不論說話有否有鼓吹暴力、煽動市民之意，在當時緊張的社會局勢下，客觀效果無疑是在「火上加油」。觀乎梁家傑的政治立場、過去的所作所為，相信不用筆者再落墨闡釋，大家都知道他的說話並不可信，而一眾參與暴力示威而身陷囹圄的「手足」，就是最佳鐵證。

原圖：星島日報、法援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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