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的轉折，難免會出現動盪。香港回歸袓國已經十七年，這些年來，香港遇到不少風浪波折。對中國而言，實行一國兩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在這十七年的時間，中央及特區政府可說仍是摸索之中。到底如何實踐一國兩制，如何實現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認為以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人則認為要積極與內地融合，配合中央政府施政，也有人會認為在《基本法》的範圍內爭取最大程度的港人自治。

身處一個大時代的轉折時刻，思想激盪可說必然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特別是在香港，一個承傳了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冷感」的城市，每個人都應該在這關鍵時刻站出來發聲。最重要的是，不管那一種想法，是為未來找一條出路。回顧清末民初，中國被列強欺負得一塌糊塗，不少有識之士都想着救國的方法，例如著名的民初刊物《新青年》，提倡以西方的科學及科學精神救中國，同時讓被傳統思想束縛得要死的中國人解放出來，有着塑造「新中國人」的取向。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國內局勢依舊紛亂，面對內憂外患，就有人提出重新重視傳統思想，通過讀經重構社會倫常秩序。筆者曾拜讀內地歷史學者何兆武老師的《上學記》，他憶述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上學時，社會有着讀經救國還是科學救國的爭議。事實上，無論是支持哪一種方法，前提就是「救國」二字，為國家尋找出路。

理性思辯討論縮窄分歧

百家爭鳴，思辯討論的過程會為社會進步，愈辯愈明，因為人們在理性的思辯討論的過程中，能發現自己論點的不足之處及他人意見的優點。《論語》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儘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亦應盡力包容不同的意見。通過溝通爭辯，大家能加深彼此了解，縮窄雙方分歧。因此，無論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泛民陣營，抑或建制陣營，在討論探索的過程中，都應以香港的福祉為大前題。若能做到這一步，已是社會的進步。

可惜，近期本港的政治爭拗，把所有問題都提升至政治層次，無論泛民陣營，抑或建制陣營，有些人是為撐以撐，有些人是為反而反，社會上甚至有人提出「香港獨立」，所做的根本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在這些人心中，是為香港找尋出路，還是另有目的呢？除了他們之外，真的天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