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和廉政公署早前已經就纏繞四年的「UGL事件」結案，證實各種針對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指控都不確立，然而反對派政客並沒收手，連日來繼續「炒作」，抨擊律政司的決定。今日讀報，最令筆者驚訝的，乃向來形象較正面、大學時期修讀法律的資深傳媒人劉進圖亦加入戰團，不但開宗明義在其評論文章標題上指「不檢控梁振英是政治決定」，更為了得出上述不當結論而扭曲防貪法例內容，試圖自圓其說，實在令人費解！

不檢控梁振英非政治決定

劉進圖在〈不檢控梁振英是政治決定〉一文中稱，律政司指「證據未能確立戴德梁行不同意梁振英接受這些款項」是「非常荒謬」，因這這代表律政司未能肯定董事會不同意，包括有董事同意、有董事反對，甚或有董事不知情，等於董事會沒有在知情下作出過同意的決定；劉進圖認為，若是如此，那就是董事會並沒有同意，那代理人（梁振英）取酬就不合法云云。

劉進圖上述的「分析」，至少有兩處明顯的謬誤。首先，當評論律政司的決定，我們不可能完全忽略梁振英一方的解釋；事實是，梁振英早就公開交代過，時任戴德梁行主席Tim Melville-Ross是在2011年11月23日通過電郵，「代表董事局」同意梁振英自行與UGL洽談協議內容，而這一封電郵，梁振英在執法機構調查期間，亦曾經主動交給相關調査機構備案。

梁振英已獲得主事人同意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只要代理人（梁振英）獲得主事人（Tim Melville-Ross代表董事局）同意，代理人即可接受外界利益，不管是「事前」還是「事後」獲得批准亦然。故此，劉進圖說「董事會並沒有同意」，現階段看明顯不是事實。當然，劉進圖可以繼續聲稱自己沒看過那封電郵，甚至看過也可以稱未能確認其真偽，但這也證明其推論頂多只屬陰謀論，在法律上可謂不值一哂。

再者，要證明梁振英跟UGL之間的協議，是得到原本所屬公司戴德梁行同意，其實還有一項客觀證據。「UGL事件」的起因，源於陷入財困、在英國上市的戴德梁行要出售予澳洲上市公司UGL；根據英國法例，在這種情況下出售業務，需要由法庭批准，因此在2011年12月3日，戴德梁行董事局就批准由該公司的高層John Forrester向英國高等法院書面作證，詳盡說明董事局決定向UGL而非其他買家出售業務的考慮及理由。在必須向法院交代的情況下，梁振英與UGL的協議又怎可能被隱瞞？換句話說，戴德梁行董事局又怎可能不同意梁振英與UGL洽談協議？

劉進圖明知判例 故意扭曲為攻訐？

最後，劉進圖在文中反問：「將來被控秘撈的人是否可以說，他收取外界款項促成交易對公司也有好處，管理層有人同意有人反對，證據未能確立公司不同意他接受這些款項，所以不應檢控？」首先，請問劉進圖口中的「秘撈」是甚麼？「UGL事件」本身是各涉事單位都知情、獲得主事人同意的「不競爭、不挖角」離職協議，說它是「秘」本於已是謬誤；再者，劉進圖不可能不知道，根據終審法院在「陳志雲案」的判決，要達到《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定罪要求，前提是事件「與其主事人的業務有關」，而所謂「有關」，就是「須對主事人有損害」。

正如前副廉政專員郭文緯分析，「UGL事件」正好相反，若梁振英拒絕與UGL達成「不成立競爭公司」協議，UGL或不願繼續收購，因梁振英管理的，正正是「戴德梁行」最具利潤的分支；這一點，律政司在聲明中已經清楚說明，「梁振英與UGL就有關UGL收購戴德梁行的談判『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因戴德梁行當時正面對財政困難」。故此，「UGL事件」由始至終都不達《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入罪要求，這點可說非常清楚。

放下屠刀 回歸理性守護法治

其實，劉進圖本人早於2017年3月亦曾撰寫題為〈終審庭改寫防賄條例〉的評論，當中清楚指出若非對主事人有不利影響，《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就不會成立。劉進圖今日不惜「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刻意扭曲演繹《防止賄賂條例》內容，是否要為某些政客服務，替他們的政治攻訐「助攻」？答案，只有劉進圖自己清楚。然而作為一名熟悉法律的意見領袖和輿論引導者，劉進圖可有考慮自己的社會責任？為了幫某些人打擊政敵，值得犧牲對香港廉潔制度極度重要的《防止賄賂條例》嗎？茲事體大，無論是私人恩怨，還是為政治服務，奉勸劉進圖放下屠刀，收手吧！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即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