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委會的「偷錄」和「洩密」事件弄得滿城風雨，港大日前成功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播出「偷錄」內容的電台及相關人士，披露校委會會議內容。事後，一些新聞組織指摘，禁制令限制公眾知情權及「衝著新聞自由而來」。這等批評，出自香港新聞組織之口，殊不奇怪，惟社會亦須明白，「新聞自由」絕非全無限制，港大今次在不涉公眾利益情況下申請禁制令，反而是尊重法治和負責任的表現。

副校遴選無關公眾利益

追源溯始，港大副校長遴選一事之所以跟公眾利益扯上關係，全因有某報章的前高層撰文，「爆料」指遴選程序受到政府干預，從而引申一連串「政治干預院校自主」的疑雲。

若非有上述「口講口賠」的指控，不管遴選結果若何都不涉公眾利益。事實上，所謂「干預」由今年年初傳出至今，一直沒有人可以拿出真憑實據去印證指控，就算將「偷錄」內容計算在內，亦不見得可證實校委會成員受到不當干預。既然如此，港大申請禁止傳媒報道屬「機密」的內容，根本是港大的應有之義。

港大回應傳媒查詢時亦明確指出，｢一如其他國際領先的大學，香港大學尊重、珍惜並致力推動言論，表達意見和思想的自由，過去和現在如是，將來亦會繼續如是。今次的法律行動，正是為了保護這些自由而作出。｣

校委會成員言論及表達自由要保障

未得允許「偷錄」會議內容，本身既不道德，亦打壓校委會成員的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偷錄在前，洩密在後」，若有校委會成員因此不敢自由表達意見，無疑是對言論自由的踐踏。

「新聞自由」的存在，正是為保障人民的權利。「新聞自由」之所以重要，全因社會需要新聞機構藉報道「真相」去監督政府、揭露社會流弊，同時將社會不公平事展示公眾眼前，讓人民有所警惕，其本質就是為了維護民眾的權利，讓社會變得更公平。

但要注意的是，公眾亦並非事事有知情權，反而執行保密制才能真正保障公眾利益。例如，一些土地使用及發展問題，往往涉及敏感資料；一旦被公開了，或會有人上下其手。又如執法部門於案件調查期間，除非正式拘捕，否則一切也需要保密，此舉旨在確保調查不受影響，同時要保護當事人名譽，平衡彼此的權利。

新聞自由絕不凌駕法治

故此，除非事涉「重大」公眾利益，「新聞自由」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沒有禁區和限制。至少，「新聞自由」就一定不可凌駕法院命令；港大申請禁制令，正正是要透過「法治」此一社會基石，保護表達和言論自由，試問又何錯之有？

反對港大行動的新聞組織代表，宣稱傳媒並沒「做錯事」，指禁制令是「捨本逐末」。筆者認同，傳媒報道本身沒有「做錯事」，因為「做錯事」的是那位（或多位）偷錄，並在不涉公眾利益前提下「洩密」的人。與其追求無限制的新聞自由，新聞組織何不先釐清到底事件的公眾利益何在，沒證沒據的指控和猜度，無助公眾了解真相，亦對被指控的一方極不公平。

原圖：bastill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