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無論是對政府的稅收和福利政策，或是對政府拉動經濟、創造產業的政策，都抱有極大懷疑的眼光；筆者也不例外。

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無論是對政府的稅收和福利政策，或是對政府拉動經濟、創造產業的政策，都抱有極大懷疑的眼光；筆者也不例外。

施政報告一出，福利派覺得福利仍然做得不夠，相反，商界或其他反福利的人士，就擔憂政府會「開大個頭」，未來會入不敷支，然後資不抵債，最後變成日本或歐豬五國。很多中產都覺得，政府的政策，對自己的階層來說，未見其利，先見其弊；政府為經濟開源不足，更不再節流。

開支巨收入不穩 港亮黃燈？

事實上，面對着人口老化，老年貧窮的現象會愈來愈嚴重，而且勞動力減少，影響經濟增長和政府稅收，再加上醫療通脹和醫護人手不足，香港政府在醫療開支的負擔會愈來愈大。而且，隨着公營房屋系統日漸老化，政府維修和管理開支也會不斷上升。最後，就是公務員團隊的6,000億的長俸在未來也要埋單。開支肯定會上升，但另一方面，收入卻單一集中，極受外圍環境因素影響，不確定非常高。因此，如果全球其他發達地區的政府財政已經亮了紅燈，香港起碼是黃燈。

不過，筆者卻認為，坊間對其嚴重的數字估量，是尤其商榷的餘地。一般的預估，包括政府對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諮詢文件，都會用1997年開始，過去15年的數據，作為假設基礎。這些年間，政府平均開支的增幅，大幅拋離政府的收入和GDP的增長；用此為直綫延伸，就會得出政府很快會債台高築的評估。這個論點，在坊間相當普遍，包括最近的一些社論。

弱勢被「逆傾斜」 愈扶愈貧

數據沒有錯，但不同的假設，就會得出不同的評估。用1997年的數據為開始，原因可能是因為該年是回歸年；但這年也是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政府收入開始連續下跌5年的年份。但只要把研究的年份拉長，隨意的用1992年為起始年，就會發現，香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增幅，其實是大概相等的（約200%，或者是3倍，由約1,000億，增加到約3,000億）。

也可以隨意的用「SARS」2003年，政府的收入處於谷底，過去10年，政府收入的增幅（約130%）遠遠跑贏開支的增幅（約42%）；這個數字，就印證了為甚麼政府過去給人一個「守財奴」的印象。這些數字遊戲，同樣可以應用在政府的福利開支和收入的關係上。

進一步來說，自2003年起，對不少貧窮人來說，這「悲慘十年」的貧富差距拉開，可能更和政府的政策有關。Leo Goodstadt最新的一本書《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就講述了回歸之後的政府政策，如何愈扶愈貧。筆者對Goodstadt的立場有保留，但長期被「逆傾斜」社會裏的老弱婦孺，政府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盡量扶一把，筆者是持正面的態度。

要準確預測未來20年的政府收入和開支並不容易，起碼財爺過去幾年的往績就差強人意；既然如此，對一些過分悲觀或過於保守的推斷便更要小心，免得過猶不及，影響整體政策的社會效益。

限開支GDP比例 非實事求是

不過，要承認的是，就算以1992年，政府的收入和開支增幅同步，卻比同期GDP增幅為大（約150%），因此，相對於GDP，政府經濟活動是「變大」了。於是，有建議認為，港府應制定政府開支和GDP比例的準則，例如20%，因為這是回歸後政府不成文的規定。

筆者認同，愈少官僚結構，經濟愈多活力；但隨便找一個數字，去限制政府在經濟的佔比，而非看其活動是否具社會和經濟效益，可說是表達了一個意識形態，但沒有實事求是的面對問題和尋求解決辦法。

而且，坊間的說法，把政府開支和GDP比例，作為量度政府財政健康和可持續性的指標，也是一個誤解；具體來說，應該用「淨開支」和GDP比例，就是政府開支比收入的淨額（即是每年的財赤），和GDP相比，如歐盟區的目標是以「淨開支」為GDP的3%作為上限。過去20年，香港只有6年有財赤，絕大部分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時期所致。

筆者認同，香港的經濟和政府財政，和宏觀經濟大環境有關。但甚麼是最近的大環境？就是筆者之前說過的，全球「不尋常」地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下，香港處身這個大時代當中，透過聯滙制度引入了美國貨幣政策，所承受的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鬆）副作用非常大，其中最明顯是資本轉移，傾斜向有資產的階層；於是，沒有資產的，無論收入達到了所謂「中產」水平，生活仍然緊張，更遑論低收入人士。

防官僚主義膨脹 淪社福霸權

QE是外國政府政策，其副作用帶來香港市場的扭曲；在這段非常時期，政府政策是否應該較「逆扭曲」，使沒有資產的階層受到支援呢？

筆者不支持福利社會，不過，對過去幾十年的政策，偏重大商家，是一種對自由市場的扭曲（例如，Leo Goodstadt的另一本書《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中譯《官商同謀》）講述了回歸前，港英政府的政策如何偏重商界精英，作為管治聯盟）；政府政策應用製造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為目標。因此，所有的福利政策，必須目標清晰，做到投資未來的效果，盡量福利被濫用；更要防範福利建制形成另一種既得利益，無論是在政府或是社福機構，官僚主義依附架構而腐生，為了膨脹而膨脹，甚至成為「社福霸權」。

事實上，社福界別也應該引入競爭，鼓勵「官商民」合作，盡量利用市場力量，解決傳統的社福問題；例如，未來社會「計時炸彈」是人口老化問題，一個社福問題，但也是一個「銀髮經濟」的商機。政府過度介入，可能會過分扭曲市場。當全球所有發達國家，都因為人口老化而帶來政府財政危機時，香港的應對，不應該只是坐困愁城，不正視社會需要，而是汲取教訓，鼓勵社會創新，努力以最少的社會資源，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效益。

黃元山

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1月24日

圖片來源: smart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