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開發土地，增加建屋量的政策上了軌道，今年的施政報告以扶貧為最主要的政策目標。而事實上，政府受制於行政資源，不可能把改革的面攤得太開。去年主力是突破土地供應的瓶頸，並且凝聚社會對增加房屋供應時，必須做出一定的取捨甚至犧牲的社會共識，而每年增撥60 億用作長者生活津貼，也可以說是對沒有退休保障長者的及時雨。而今年以解決在職貧窮和跨代貧窮為主要政策目標，是適時有序的做法。

扶貧不但是特首梁振英競選時的主要政綱，貧窮也是眾所周知的社會積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也是到了不能不做時刻。所以今次施政報告以大刀闊斧的姿態去解決這積存已久的問題，社會的反應是積極而正面，對扶貧無可非議時，那就產生另外一個問題：中產又怎麼樣？

範圍廣闊訴求不盡相同

中產的問題，不如貧窮那麼尖銳，但也是討論有年。這個問題，幾乎是注定難有結論，因為在中產的定義，已經是莫衷一是。貧窮，無論是相對還是絕對，那還有一個譜。但中產的定義，就算學界也無定論。如勉強下一條定義，也是廣闊得無邊無際，內裏涵蓋的社會和經濟背景的人士既多且雜，而訴求也不盡相同，很難用一項政策，就去滿足所講中產的要求。

去年財政司長在討論中產議題時，把自己也歸類為中產，因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批評。且不去再爭拗所謂紅酒咖啡這些生活方式的標準，就算只論經濟收入，財政司長年薪400 萬左右，如果太太不工作，這就是家庭收入。以個人收入而言，我們很難把他劃入富裕階層，如果以家庭收入而言，那就更加明顯。在中環上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年薪也有200 萬左右，如果夫婦都工作的雙薪家庭，薪水就已經抵住一位「財爺」！

月入3 萬的年輕行政人員，自己定性為中產，年入200 萬的管理階層，又自視為中產。那對公共政策而言，這個「中產」的界定，已經失去其精確性和針對性。換句話說，政府無法以單一的政策，去解決他們的需要。

這個所謂「中產」的稱謂，不但涵蓋月入2 萬到20萬的廣闊層面，而他們的背景，也遠不如需要申領特別長者生活津貼，又或者在職低收入津貼人士般單一。舉一個例子，同是月入4 萬元的財務經理，出生在中半山區，父母已有一層甚至多層自置物業的中產家庭，和在公屋長大，不可能期望家庭有經濟支援的人士，他們的處境，就完全不同。他們對政府的期望，也會完全不同。就算不去算上一代累積的財富，以個人而言，已經置業的中產，和還未置業的中產，又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除了經濟上的條件存在很大分歧之外，就算家庭的組織，也影響着中產的訴求。不生孩子的中產，和養兒育女的中產，所關心的事情肯定是完全不同。為人父母的中產，他們的話題，甚至爭拗，幾乎有過半是在他們兒女的成長和教育。教育又幾乎肯定是無法盡如人意，教育問題更往往不止是教育政策所包括的範圍，而是受整個社會方方面面問題所影響，所以一定是長講長有，日日新鮮。

不可能有單一中產政策

每個人都喜歡討論中產，但他們口中的中產，都有自己不同的面貌和背景，所以很難精確地用來做政策上的指標和參考，也不可能有一套中產政策。

沒有一套像安老、扶貧般的中產政策，不等於沒有中產相關的政策。不要說是治安和環保那種全港性的整體政策，就算醫療，無論月入2 萬和20 萬的中產都有受惠。公立醫院的服務，中產小病不用，大病也用得着；在職時不用，退休之後也用得着。

教育方面，學前教育的學券，也是人人適用，入讀直資中小學，也一樣享受了政府的等額資助。政府的房屋政策，中產入住不了公屋，也有機會申請居屋，超過申請居屋的入息限額，也會受惠於增加房屋供應。樓價受到平抑的政策，就算自己已經置業，但為他們下一代着想，充裕的房屋供應，也可以讓兒女較容易解決成家立室的問題，也起碼讓不少中產，稍減用上自己大部分退休金去協助下一代置業的煩惱。

政府的政策，雖然沒有單一的中產政策，也不可能有單一的中產政策，但卻不是置中產於不顧。更重要的是，中產除了享受咖啡紅酒等生活方式之外，更是有「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精神。香港中產階層的成長，就是無數個奮鬥向上的故事。當然，中產也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長勝兵團，他們也有時要有求於政府和社會。所以政府在解決中產的問題時，不可能一刀切的用中產這個稱謂，而要把中產這一個大群組，按實際的經濟能力、社會背景、家庭組成等眾多因素來再逐一區分和細分。搞市場學的專業人士最清楚，他們面對一個市場，一定用「市場細分」（market segmentation）的策略，那才有針對性。面對龐大的中產階層，這策略也一樣用得着。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4年1月21日

圖：xinhu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