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可能留意到，筆者在評論中經常使用歷史類比法，但實際上筆者使用的不全然是歷史類比法，而是歷史拼圖法，啟發自羅家聰(羅耕)在其專欄中所使用的拼圖法。

羅家聰的拼圖法應叫做併圖法才對，因為他將兩張走勢圖併在一起，藉以預測未來走勢與發展。它的最大優點就是它可比較一整段時期的走勢，以及背後所反映出來人心對升跌的原始反應，其參考價值非常巨大。

將這種拼圖法用於歷史上有其特殊價值：人們一般使用的歷史類比法實在過分簡陋，比如西方人經常使用的希特拉、慕尼黑、越南等例子，基本上對未來事態發展的預測只有幫倒忙的份，但不少人仍對之深信不疑。另一方面，這個可能是筆者的專業——戰略研究的假設，就是世事怎變，人心都永恆不變，因而實在沒有如拼圖法般將人心反應忠實地反映出來的辦法。因此每當筆者進行歷史類比，也會參考拼圖法的做法，需要多處吻合才會採用該例子。

美國軍事戰略家John Boyd認為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定向(orientation)最為重要，但如果沒有歷史經驗作參考的話，就唯有依賴個人經驗作出定向，那是相當危險的。筆者有幸對歷史感興趣，因此可根據歷史形成定向，亦可用中西史互相參照。然而時下年輕人大多對歷史嗤之以鼻，令他們的定向能力大打折扣，因而經常只能以先驗的方式來推敲，極容易受到不同的理論和意識形態所蠱惑，作出拙劣的決定，這與本港歷史教育的衰落不無關係，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啟歷史教育，重現歷史本質。

本欄至此已是最後一篇，在此與大家暫且告別，希望後會有期！

原文轉載自《am730》2016年10月27日

原圖：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