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61年的光華印務，見證了香港印刷業的興衰和變遷，如今由創辦人任朝光的兒子任偉生打理，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活字印刷廠。任朝光原籍鶴山，二次大戰後、約1947年來港，跟同鄉一起做印刷。「鶴山有四大行業：印刷、賣茶葉、照相、賣古衣（在當舖沒被贖回的衣服、棉胎等），而我爸爸就選了印刷，初時在德利印務公司當排板員，成為行內數一數二的排版員。」在任偉生口中，爸爸是個很勤力的人。「我有六兄弟姊妹，在鄉下又有嫲嫲，所以當年爸爸的生活擔子很重。」

一個機位、一部印刷機、一個字櫃自立門戶

1954年6月，德利因「業務欠佳，日後能否好轉未能預料」而解僱任朝光，並附上一個月工資及遣散費用。「危中總有機，不久之後，我爸爸便決定自立門戶，以前要創立自己的生意不太難，因為當時有些人租了一些舖位，會把用不盡的空間分租出去，而我爸爸就在一家印刷廠租了一個機位。印刷廠有切紙機提供，所以我爸爸就買了一部『手落照鏡』（要人手入紙的）印刷機和字櫃，光華印務就是這樣誕生。」

自稱「飲印刷奶大」的任偉生，還是小學生時便要幫爸爸處理印務。 由於是家庭式印務，光華總是全家總動員，直到任偉生的兄弟姊姊各自立門戶後，約在90年代中期，他便從爸爸手上接過生意，結婚後仍然打理下去。任偉生知道光華是爸爸的心血，爸爸亦看得出他很勤力守業，把商業登記轉到兒子名下，很順理成章。「我這個人很專一：出生在這一區便一生住這一區，入了印刷行業便一生做印刷，當年愛的女人仍然是今天愛的女人。」

家庭式印刷、鄰里親情、人情味、學習態度都隨時間流走

從10歲起在印刷廠打滾，一做便做了半世紀，任偉生親身經歷、亦親眼看到香港的變遷，特別是家庭式印刷業的式微。「回歸前生意好得很，我們要購入兩部名叫GTO的德國製柯式印刷機來應付訂單，很多時亦會加班工作。有一段長時間我晚晚印到天亮，然後到這附近的茶居飲茶，再回來工作。我們相信多勞多得，自己不投訴，鄰居也不會投訴印刷機的噪音。不過，2000年後，這一帶多了外籍人士居住，晚上若聽到機器的噪音，他們便會投訴。回歸後，隨著電腦化普及，人們印刷不再需要依賴印刷舖，另外市場上多了集團式經營的印刷公司，以極低成本吸引顧客，因此生意開始下滑。」

任偉生不得不承認，時代變了，很多東西都被淘汰，成長的社區逐漸變了臉。「以前中上環以手作行業為主，例如印刷、造酸枝座、造木箱等，現在則是藝術氛圍較重的，如畫廊、悠閒咖啡店和酒吧等，整個社區的生態都變了。以前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很寧靜，現在可不同了！」

不同的，當然還有孩子對父母親的服從性。「我們那一代對父母親的服從性很高。那時我們是燒柴的，爸爸一走進廚房拿『武器』，我們便不敢說話。現在不同了，小孩不能打、不能管教，令他們恃寵生驕。萬千寵愛在一生，只會害了新一代，反而嚴厲一點，可以給他們一點鍛煉。」說到這裡，任偉生不禁想起小時要幫爸爸從雜亂無章的字粒海中找4,000個備用中文字粒，沒有不找的理由，亦沒有找不到的理由，能耐，就是這樣煉成的。

盡力守業卻不敵歷史洪流香港活字印刷曾經光輝過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任偉生邊道出歌詞，邊道出隨生意下滑，他為光華印務尋找的新出路。「窮則變，變則通。恰巧近來興起文化保育，人們對活字印刷產生興趣，我便開始了活字印刷工作坊，與長春社和聖雅各福群會合作，另外我亦自己策劃了導賞團，推廣社區文化。」

任偉生認為，做一份工作，最低限度要養活自己，而早在2000年時看到印務生意只會不斷下滑的他，坦白說不會強迫子女死守光華印務，不過談到光華要結業的那天，他語帶絲絲不捨。「爸爸多年前創立的，到我這一代卻守不住了。我一直堅持，盡力守業，無奈新舊交替，歷史洪流把很多我們曾經認識的都淹沒了。活字印刷早已被淘汰，而我現在做的，就是向行外人推廣活字印刷的文化，讓他們知道這中國其中一個四大發明，在香港曾經有段光輝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