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和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離職，引起社會上眾多的揣測和議論，一些人更在背後大做文章。但其實在世界主流的政治問責制度中，問責官員的來來去去，其實都是閒事一樁。

推行問責制 增彈性及適應性

香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其操作主要是參考其他成熟發達的民主國家制度。其中一個目的，是增加制度的彈性和適應性。之前實行的公務員制度，其政治權責固然混淆不清，而公務員的終生聘用制，以及公務員的在職保障規條，也令到政府高層的調動幾乎完全缺乏彈性和適應性。

實行政治問責制，除了讓行政首長有更大的彈性去挑選其管治班子外，也是讓這個需要處理眾多繁複政治工作的團隊可以更有彈性。所以今次的兩位局長更替，其實就是這政治問責原先的實施原意。如果每屆政府的班子都原封不動，直落5年，那反而有違了當初制度採納的原意，又或者起碼是其中部分的主要原意。

如舞會中更換舞伴 輕鬆平常

在世界主流政治體制下的問責制，部長或局長的來來去去，其實就是這制度中，又或當事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正常部分，大家都不用特別關注，甚至過分解讀，因為制度本身具備這種彈性和適應性。局長離職，跟公務員中途離職是完全不同。公務員做到退休年齡才離任是常態，被要求中途離任是極端情況，所以會值得特別關注。但政治問責制內，中途離任反而是常態，既然是常態，那大家都以平常心態來對待，不會查根問底，就如舞會中大家更換舞伴跳舞，一樣的輕鬆平常。

局長中途離職，其實可以有許多理由，公事的、私人的、工作上的、組織上的、過去表現的、未來接替上的、繼任培育的、新任務新需要的，相關可能的理由，隨便數一數的也有十幾二十個。而這眾多的理由，正好需要政治問責制度上的適應性和彈性。

參考其他比較成熟的政治問責制度，這種中途離任更替的情況都是經常發生的事件，甚至可以稱之為恒常態。一些行內閣制的地方如日本或台灣，內閣部長經常更換，有時更是定期作出大規模的整體調動，部分離開內閣、部分互調責任範圍、部分離開一段時間又重新加入。至於行總統制的地方，這種更替也時有發生，且看美國總統委任的政治任命內閣官員，包括部長閣員及其他重要職位如白宮幕僚長和國家安全顧問等，其實都是做滿一任者少，中途離者多。

美國部長閣員 很少做滿一任

以美國商務部部長而言，在過去20年，就經歷過9人。如果計算署位的，更有14人之多。計算這9位正式就任的商務部長任期，平均只有27個月。而廣為香港熟悉的華裔人士駱家輝，就任商務部部長的時間是2年4個月，與這20多年來9任商務部部長任期的平均數接近。相比之下，曾德成歷任兩屆政府，任期長達8年，是駱家輝的三倍半！而責任重大的美國國防部部長，在過去20年也經歷了7任，任期平均年期也只是大約3年左右。其他要職，美國國家安全顧問20年換了7個；白宮幕僚長更多，20年就換了10個。

明白政治任命制度的本質，以及在世界其他政體實施的經驗，就會明白這種來來去去的常態。對政治問責官員離職，雖然不至於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但多是「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般，不會糾纏於難以三言兩語解釋，其實也不必解釋的原因。問責政治，就是如此！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7月23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