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

後政改時期，正如特首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頗為一致的講法，就是香港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當然，這是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主觀意願，客觀會否如此，則要視政治博弈的結果及社會沉澱的智慧或佔領運動形成的務實理性公共意志能否起作用。本文就是探討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呼應較早時呂大樂教授〈後政改的民主經濟劇情〉（《明報》2015 年6 月26日）一文，提到特區政府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他認為「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延續筆者〈後政改時移勢易下的兩個猜測〉（《信報》2015 年6 月26 日）一文，關於激進的極右派什麼時候被邊緣化或衰落的問題的探討。

政府管治及後政改的政治博弈

管治者，狹義的說法指政府是否有能力落實其統治意志。梁振英先生出選特首之前幾年，社會的公共議題是官商勾結及地產霸權。今天，這些議題已經不再是梁振英政府被攻擊的焦點所在；就算有批評認為今屆政府土地房屋政策落實力度不夠，他們亦承認政府在梁特首領導下，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悉力以赴。

另一經濟民生議題，就是扶貧政策，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已經推出了貧窮線，落實了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家庭津貼等重大政策。

若這些經驗有示範作用，大樂兄提及的經濟民生議題要處理階級利益，政府並非完全無能為力的。因為經濟民生議題亦可以是跨階級及跨政治光譜的。但是，我們要具體分析什麼經濟民生議題。

首先，若我們能夠將經濟民生細分的話，可能發覺「純粹」民生如扶貧會獲得較大社會支持。因為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反對經濟發展的論調亦有一定市場，如將環保、後現代主義等價值及發展方式與經濟發展對立。就算如此，某些民生政策還是可以建立社會共識的。

其次，我們知道經濟民生議題其實很難分開（ 「自由行」及土地開發是經濟亦是民生），它們亦經常被滲入其他元素；例如土地發展除了環保元素外；亦可加入國族認同如港陸融合，將之複雜化。在眾多攙雜後，相關政策形成共識的機會便較為困難了。

再三，支撐經濟民生政策如創新及科技局的組織架構與一般市民的生活距離太遠，這樣便造成反對派議員較大空間阻礙政府管治意志的落實，而不一定影響其民意支持。

儘管如此，特區政府還是有兩個有利條件。第一，香港政府底子厚，財政儲備多， 「應使」還是可以「無痛」的進行適度再分配。第二，由於第一條件存在，特區政府還可以與既得利益，不管建制派或泛民派做交易。因為政府對手亦不過是最大化他們本身及其代表的階級利益而已。况且，對於有社會共識或選民所贊成的經濟民生議題，議員亦不好反對。即是說，經濟民生議題還是有可為之處，視乎性質而定。

大樂兄提出的特區政府與反對派的共生關係亦確實存在。即相當部分市民投票是策略性的，投票反對派其中一個目的是制衡政府。不過，我們還要再繼續觀察激進極右分子的動向及主流社會的反應。這類人主要活在自己狹小的自由意志世界，幻想自己是正義的化身，不顧言行的後果。今天這一小撮人亦繼續「勇武」，對象是疑似內地「大媽」在廣場跳舞的女士。就算是比例代表制有利激烈思想言行的候選人，務實的選民亦不一定再策略性的支持他們的，2016 年立法會選舉應有分曉。

總而言之，特區政府還是可以聚焦經濟民生問題。關鍵還是政府的政策論述能力。道理簡單，經濟民生議題的實事亦有虛的成分。例如新界「東北發展」亦可被刻意扭曲為利益輸送或本土議題如深圳富豪的後花園等。

特區政府管治與溫和泛民的空間

泛民主派並非鐵板一塊，今次政改可惜之處是泛民主流政黨被學生及激進極右派「騎劫」，對一些中央政府政制發展框架之外的想法心存幻想，如希望透過挑戰中央主權的公民提名及子虛烏有的提名國際標準，爭取泛民主派候選人出閘，以致錯失普選良機。其實，若非泛民主派人士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體，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民主進程便不會步步設防；最後亦連「尾門」（即普選勝出的候選人要中央委任）亦要守護。以筆者愚見，這個「尾門」很大可能不用守；如大家參考台灣李登輝例子便清楚不過。

這表示實際反共反華但狀似「愛國愛港」的獨立候選人或「泛民朋友」，在贏得大位及權力已穩後才搞港版顏色革命——藉與中央對抗事件，挑動街頭或廣場反共群眾，再配合外部勢力，營造解放軍鎮壓的國際杯葛中國的憲政危機。

就算這個港版顏色革命的災難性危機，因泛民派放棄普選而暫時遠離我們而去。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泛民派會主動放棄政改議題，而讓特區政府聚焦經濟民生，做好政績工程。道理十分簡單，泛民主派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追求抽象的民主，實際是以民主反共的道德訴求，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並以此獲得選民支持。即是說，泛民主派的利益所在不是經濟民生實事，而是虛無縹緲的抽象民主理念。

若泛民主派不放棄這個訴諸道德訴求的反共政治路線；其後果是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關係維持敵對狀態；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必然的。

儘管如此，行政立法關係亦非事事敵我鬥爭，要你死我活，還有雙贏的合作及互有輸贏的競爭關係；視乎對每次議題演繹而定。現實一點，與泛民主派的關係上，還是在國體及政體議題如涉及中央政府的是以鬥爭為主。但是這種關係並不完全妨礙特區政府與部分泛民政黨、議員在個別經濟民生議題上合作及競爭。

對於建制派，除了在國族及政體等議題是穩定的合作關係，但是彼此關係的試金石在於經濟民生議題。在這問題上，大樂兄的提醒是恰當的。

可以說，特區政府與建制派及反對派的關係並非議會常態。然而在這非常態的處境亦有合作、競爭及鬥爭的不同面向。回顧是屆政府的經驗，如扶貧工作亦可有跨黨派及跨政治光譜的合作，土地房屋亦應作如是觀，起碼可在良性競爭的面向作互動。當然，筆者只是書生之見， 「泛民朋友」亦否如評論認為已經「鬥紅了眼」，忘記還有朋友可做？

從這個行政立法3 種關係的角度，溫和中間泛民路線要思考不是在經濟民生的論述，而是如何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即民族、國體及政體認同的問題。具體來說，如何回應中國在貧窮落後的背景，跌跌撞撞的發展過程中一些西方及香港部分傳媒過分渲染的事件，如八九民運丶貪腐問題、威權體制等；是否有一套能夠說服自己，亦能說服中間溫和群眾的論述。

路線決定一切

政改一役對溫和中間派的好處是敵我鬥爭、強硬不妥協政治路線已經證明失敗，繼續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可以概括的說，溫和泛民派的第三條路介乎（一）已證明不接受一國前提的政制框架，中央政府回應只會愈收愈緊的强硬反共鬥爭路線；（二）缺乏社會經濟基礎的激進極右派本土主義及革命的港獨路線，兩者之間。第三條路正面的說法是，不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為目標（如與「支聯會」劃清界線） ；可批評共產黨，但以建立溝通，爭取信任，成為可合作的對手；以建立「一國」前提下高度民主自治為執政目標。

最近一些激進年輕分子零星的提出2047 年原本不存在的「大限」問題。這個所謂2047 年「大限」反映「狗尾未能搖動狗身」的客觀事實及「一國」決定「兩制」的極不對稱關係，以及民主回歸的中間溫和路線根本就不是什麼「原罪」，而是幾經磨練的政治智慧！不承認「一國」，才有「大限」。這一代年輕政治領袖歷練少，又不看書學習，又缺乏自知之明，才有一些愚蠢的狂言。

後政改的政治博弈能否超越「佔領運動」的失敗經驗，即無視「一國」前提的空想、子虛烏有的所謂國際標準丶真普選，而回到《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普選框架，才不會徒勞無功，枉費一代人的努力。路線決定一切！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7月3日

原圖：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