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四伏 「超額」未來(四)
「危」「機」四伏 「超額」未來(四)

政治和宗教一樣,即使到蓋棺一刻都未必有定論。正反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以有涯一生,作無涯辯論實不划算。與其執著意識形態,倒不如追求客觀、肉眼可見的正面、利民改變。選舉制度是達成目的之手段(a means to an end)。而筆者向來認為這目的是建構文明社會,其中包括:(一)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二)下一代過得比上一代好。反政改者如此激動,就是為了所謂的「國際標準」。但環顧全球「國際標準」普選制度的地方,又有多少做得文明社會﹖

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22%。當畢業等於失業成為常態,年輕人比其父母輩過得更差幾成定局;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扣除通脹後25年來不升反跌,也不禁令人問經濟發展所為何事。要講照顧老弱傷殘,希臘下個月是否發得出公務員薪水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改善醫療體系,助弱扶貧了。巧婦難為無米炊。西方國家福利系統尾大不掉,經濟陷入泥沼,甚麼仁義道德都拋諸腦後:當英國連公共醫療都要削減預算,實在不難理解為何當歐盟提出成員國「分擔」來自地中海難民時,英國堅拒參與計劃。相比之下,中國沒有迫香港收容她的貧窮人口(單程證乃家庭團聚,份屬人權),反而有CEPA、滬港通、一周一行等政策,港人是否欠「一國」一聲多謝?筆者強調,建構文明社會有如種花,而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一不可;正如文明社會也不能只靠直選制度,也需繁榮經濟、良好教育、完善醫療等。既然如此,何以香港現在才要著迷於政治這一格子,追逐早已「此路不通」的昨日黃花?

那麼泛民議員執意否決政改,所為何事?若政改通過,屆時特首隨時有上百萬選票的民意授權。換言之,政客們不能再以「缺乏民意基礎」攻擊政府,從政者都不能為反而反,而要有比執政者倡議更好的反建議。從社會運作、有效管治來看,對市民是好事。相反,若否決政改,政客便可一如以往,用「爭取真普選」的名義,天天拉布、事事反對,不做功課、空喊口號,懶理民生。正如本欄之前所述,有一人一票,無論將來的特首是甚麼政治背景,他都要面向500萬選民,要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綱。用陳弘毅教授的講法,特首必須向選民「求票」,筆者無法想像這制度與現時1,200人投票相比,對社會有何壞處。香港還有太多事要做:人口老化,長者人數在未來15年增加1.2倍到220萬人,公營醫療體系最少要擴充60%。同時,每年5,000名長者等候安老院舍「等到死」,現在開始建醫院、老人院、增聘醫生已經算遲;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劏房戶不斷增加,覓地建屋、發展新市鎮早已刻不容緩——而這些問題,無論選舉制度如何,都可透過良好政策解決。

香港花在政治問題上的心血已經太多。社會經濟問題迫在眉睫,我們是否還要事事政治掛帥、陰謀論猜度一切,繼續在政治這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分條件的格子中糾纏下去?屆時哀莫大於心死的,就是看着香港明明可以實現「超額」未來,超倫趕紐,最終卻淪為新威尼斯,被遺忘於歷史廢墟之中。

原文轉載自《am730》2015年6月22日

原圖:法新社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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