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30日，本來應該是埃及值得慶賀的一天。此日是這個國家歷史上第一位由全體國民自由選舉産生、而且在西方國家監督之下得到全球承認的民選總統就職一周年。

然而，就在這天，一場規模浩大的「街頭革命」再度上演，矛頭直指歷史上的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要求他立即下臺。在此關鍵時刻，一向在埃及扮演重要角色的軍方，以發出最後通牒的形式，堂而皇之的將穆爾西以武力推翻，並宣布中止憲法。

在這場推翻民選總統的「二次革命」中，世俗自由派所推出的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甚至主動呼籲軍方採取行動——也就是政變推翻合法政府。從而上演了世俗自由派爲了奪權、積極配合軍方，視法治原則和民主遊戲規則為無物的一幕。

更耐人尋味的是美國的取態。一年多前積極推動中東國家以「茉莉花革命」推翻舊政權，引入「自由而民主」選舉的華府，面對埃及民選領導人被非常手段推翻，却態度曖昧，甚至逼穆兄會接受現實。

埃及之所以在短短一年之後再次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根本的原因還是政權變革以來，政府沒能解決經濟民生等社會問題，反而令其進一步惡化。革命成功以來，埃及人面對的是經常停電和汽油短缺，供水不足，物價上揚，失業率飈升至13%。此外社會治安持續惡化，甚至不及革命前——沒有安全何來自由？

埃及的亂局，遠遠還沒有結束。由於角力的各方都不尊重選舉結果和法治精神，出現分歧不以憲制架構下的遊戲規則來解決，而是以街頭抗爭和暴力手段來實現訴求，必然導致相互之間以暴制暴。

穆爾西政權雖然被推翻了，但穆兄會的群衆根基和組織優勢却還沒有受到重大削弱。穆兄會繼續通過街頭運動方式繼續抗爭，流血衝突難以避免。即使軍方公佈的「路線圖」得以實施，下一年再次舉行議會和總統選舉，到時仍然面臨兩難的局面：如果穆兄會再次在選舉中勝出，軍方和世俗派願意把權力交回給穆兄會嗎？如果穆兄會敗選，他們會接受選舉結果在議會中老老實實地做反對派，還是會利用他們的群眾基礎對政權進行更激烈的抗爭呢？

埃及的悲劇，是近年來新一波「民主化」遇挫和引發亂局的一個縮影。這一波「民主化」，有兩個模式。第一種模式是由外部武力直接推翻舊政權，然後在外部大國主導下引入「自由選舉」和進行政權重建。典型的例子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第二種模式，是內部民衆因為不滿而發動「街頭革命」，在外部力量的間接影響（如突尼斯和埃及）或直接干預（如利比亞）下，推翻原有政權。

然而，民主轉型非但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秩序、穩定、包容與和諧，反而帶來社會分裂、對抗和政治動盪。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已經淪爲全球公認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就連「茉莉花革命」發端地的小國突尼斯，在革命一年後，民衆對社會經濟狀况的失望之情也溢於言表，近月來多次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

這些國家的亂象給予世人經驗和教訓是：民主的實現並不僅僅是推行「自由而普及」的選舉那麼簡單。選舉只是民主的一個表面程序而已。民主機制要能穩定有效的運作，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尤其是需要社會各方具備基本的政治共識和共同的價值觀、尊重憲制架構和法治精神，遵守一致的民主選舉規則和接受選舉結果。而不是「輸打贏要」，動輒訴諸於街頭抗爭或其他非常手段來推翻憲制架構的選舉結果。

如果在社會條件不成熟，尤其是社會分歧和政治意識形態分歧較大的情况下，簡單引入開放性的競選和群衆動員機制，會令社會沿著民族、宗教、社會階級、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分裂加深，而引發各個利益群體爭奪國家權力的鬥爭，而這些群體爭奪權力的目的是爲所屬群體獲得最大的利益，非常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競爭中去。

由於選舉是按人頭數目計算的，一旦部份利益團體自身的選民數量，不足以在選舉中獲得優勢，從而來保障他們群體利益的話，他們往往訴諸於街頭政治、軍人干預、乃至暴力武裝等其他非選舉手段，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捍衛自己的利益。這在多個國家都屢見不鮮。

在伊拉克，人數居於少數的遜尼派穆斯林無法通過議會政治來保障自身在薩達姆執政期間所享有的權利，於是遜尼派的民間武裝組織此起彼伏，暴力衝突和恐怖襲擊延綿不絕。

在泰國，過去數年政局不穩的直接原因就在於存在兩個尖銳對立的階層——代表城市中上層的黃衫軍與代表社會中下層、尤其是廣大農民的紅衫軍，而這種階層的分野與對壘，與民衆中存在的人與人之間身分、資質不平等的觀念互爲因果，導致階層鴻溝日漸拉大。不幸的是，雙方都以街頭政治的方式來爭奪政權，從軍隊到法院都捲入政治紛爭，爲政黨鬥爭服務。在這種情况下，自由失去了理性的駕馭，當然會釀成災禍。

即使在剛剛開始民主轉型的緬甸，原來軍政府壓制下民族和宗教矛盾，已經愈演愈烈。昂山素姬尚未執政，她處理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態度已經招致不少批評。

而對於埃及來說，這次預先張揚的政變實際是世俗力量對宗教勢力的反擊，試圖利用經濟不景帶來民衆的不滿情緒，來扭轉民選政權過渡伊斯蘭的傾向。但現在的埃及，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不僅外來遊客繼續大幅江韓燒，甚至在埃及的外資也大幅抽逃。政局動盪之下，要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新政權能有比穆兄會更好的辦法嗎？不滿的民眾能給予新政權更多的耐心嗎？

社會分裂對於民主體制運作的影響，不僅僅存在於民主轉型國家，對於成熟民主國家亦然，就連西方民主國家的「帶頭大哥」美國也不能倖免。過去，美國國會的各個專門事務委員會，是共和與民主兩黨溝通和妥協的重要平台，很多議案在達成共識之後才拿到全體會議表决。但近年來，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鴻溝越來越深，共和與民主兩黨在國會上的惡鬥，將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至上。各事務委員會的運作空間被大大壓縮，全體會議上的表决取態往往以黨派劃綫，令很多政策和改革無法推行。美國國會在民衆心目中的信譽，已經因政黨惡鬥而陷入歷史低點。

今天的香港，也正處在民主深化的進程中。埃及一年來的教訓很深刻：

（一）不要簡單地以爲有了普選，就可以解决問題和矛盾；
（二）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不是一年半載可以解决；
（三）有了普選，如果人民不接受選舉制度、法律或結果，可以引發頗大動盪。

總而言之，普選並非靠簡單的理念就可以發揮作用。

此文刊載於《信報》2013年7月17日

圖：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