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由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深圳主辦的一個有關香港在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研討會，人大法工委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擔任主講嘉賓，兩位先生都對問題作全面的剖析。張榮順副主任演辭長達兩個多小時，其中有關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政府正式提交的政改方案的法律背景以及其政治合理性，香港已經有媒體報道及節錄其演辭，有興趣的人士可以細閱，並且仔細思考。這一部分關乎政改方案的內容，當然非常重要，但張榮順副主任發言的其他部分，雖然無關方案的內容，但卻可以反映中央政府對於香港整體政治環境和生態，尤其是泛民主派的政治地位的一個全面的評價和判斷。唐英年先生曾在一個公開場合中表示，張榮順的言論並不代表人大常委會。有北京政界人士當面向本人表示，張的言論不但代表人大常委會，更代表北京中央！張榮順在1986 年加入港澳辦，全程經歷《基本法》的諮詢、起草和頒布的過程，也經歷了特別行政區的成立籌備，以及回歸後的香港事務工作。中央對港的政策，張榮順在過去30 年都是全程參與，所以他對香港事務所持的觀點立場，其實就是表達了中央觀點立場。在此關鍵時刻，張榮順到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代表，你以為他是代表個人身分？

張榮順言論代表中央

本欄過去一直強調一點，政改問題關鍵要點，不是提名門檻高低，而是在於中央與泛民之間的關係。北京領導人和官員一再直言，中央政府不會接受反共人士出任特首，此點甚至在回歸前已經一再強調，而提名委員會亦應該在提名時認真考慮這點，並且好好地把守第一關，這是中央不能妥協的基本立場。而中央政府對於反共分子和反對派在過去18 年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是極度不以為然。他們的一切行徑，都是衝着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而來，為反對而反對，所以張榮順直言，香港目前的政治困局，是由反對派為了政治鬥爭而一手造成。

中央對18 年管治問題失耐性

由張榮順發言中，個人有兩點深刻體會：一是中央對香港管治權不能落在反共人士手中的決心是絕不含糊，毫無妥協餘地；二是對過去18 年的管治問題失去耐性。兩個問題中間有一定的重疊性，但就算不是涉及2017 年普選所關乎的管治權之爭，反對派針對政府日常施政的鬥爭破壞，進而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其實都已經是測試中央政府耐性極限的邊緣！

這一套論述，其實值得整個泛民陣營思之再三。首先是認為北京會在最後關頭讓步的想法是否實際、機率有多大、真的否決方案之後何去何從？第二，泛民主派之內，是不是人人反共？如果真正反共的民主派只是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那不反共的泛民是否要重新考慮和定義與反共泛民的政治關係。這是核心的政治問題，請認真思考，不要再用一些口不對心的花言巧語來應酬過去。

如果泛民中人，真的想參與香港的管治工作，又同時自問不反共，那是否值得和那些反共分子同坐一船，共同進退？我不是叫他們自相殘殺，反目成仇。他們只是各行各路，自行其是。政改的困局，其實一點即破。泛民陣營27 人全部作開放式投票，要激進的可以繼續激進，要溫和的可以走溫和，要妥協的也可以去妥協，各人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去做政治定位。然後決定投票取向，那難題馬上迎刃而解。所謂綑綁投票，最後還是議員自己的決定，外人勉強不得。

張榮順明言，泛民主派支持政改方案是最佳的下台階，劉兆佳更表示，中央會視今次泛民議員投票取向為是否願意和中央政府合作的試金石。話，大概已經說盡，取捨進退，泛民自己好好思量了！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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