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和收銀員的分別，在於後者只是負責收錢、入帳；而CFO則要考慮市場全局，為機構制訂適當策略和定位。同理，財爺作為香港的CFO，必須摒棄收銀員思維，不要消極被動的只看帳面數字，而要一併考慮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能一味強調「不干預自由市場」，因為如今城市與城市間的經濟競爭中，政府的角色日益重要。有時政府帶頭加大投資，可令整體經濟賺得更多，產生更多稅收，應付未來開支。

再者，亞洲放眼都是積極主動的城市：上海、前海、深圳、新加坡、澳門等，她們的政府帶頭幫市場一把，因而製造出新的就業和稅收，最終得益的，還是社會和政府庫房。

可以想想，如上海沒有建成浦東新區，有可能造就高速增長嗎？如新加坡政府不是建成Marina Bay，又主動推銷新加坡，有可能短時間超越並拋離香港嗎？

又例如澳門的博彩業，過去10年都屬結構性增長。如果當初一個沒有盈餘的澳門，明明見到結構性機遇，但基於她演繹的審慎理財，並無為澳門投資，填海造地建成路氹城，有可能容納這麼多世界級旅遊設施和酒店嗎？人均GDP又怎能從香港的0.6倍，短短十多年間變成2.4倍，成為世界第4高？

香港零售業也坐享同樣的結構性機遇。但可惜過往5年零售額大增80%，零售面積卻只增加2%。用財爺5年總誤差的6,000億元，可以建近1.5億方呎(目前面積的1.5倍)商場。

但我們沒有增加商場，不但白白損失地價、上流動力和新稅源，更造成中港矛盾。

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影響的權威標準普爾(S&P)推算，人口老化下的醫療開支是政府最大負擔。眼前我們的醫院和安老設施應付100萬名長者已瀕臨崩潰，如何指望它負擔15年後220萬名長者的需求？每年已有5,000名長者在輪候不足3萬個安老院舍宿位期間逝世；而建一間醫院需時10年，訓練一個專科醫生要13年。今天還不擴充，到日後要全球搶醫生、趕工建醫院，成本隨時數以倍計。日後即使未來基金有錢建醫院，病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除了成立未來基金，財爺還計劃把政府開支控制在GDP的20%內。財爺認為這是體現量入為出，因為過去40年只有8年政府收入佔GDP超過20%。但財爺沒有留意，這8個奇特的年度，其中5個正是剛過去的黃金五年！

香港潛力無限，開支限制就好比父親因自覺未來加薪幅度有限，因此只限用收入一成買奶粉，所以兒子在兩個月、六個月、20個月大時都只吃20安士奶。結果明明應是昂藏七尺的兒子，卻因未有投資栽培，守着無謂的「審慎理財」信條，到18歲長大成人時只得4呎高。香港本有「巨人DNA」可超倫趕紐，為青年和長者創造可持續的稅基，現在卻可能被迫要做侏儒！

前財政司麥高樂的話點出了公共理財哲學的應有態度：「我相信市民寧願有更佳的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也不願儲備不斷增加，變為可笑的吝嗇。」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5年3月30日

原圖：takungpao, 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