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筆者曾在信報發表過一篇“大政治與小政治” 的文章，指出政治可分為公益的大政治和為私利的小政治之分。西方國家的政治都採多黨競爭的形式而國內的政治則採「一黨專政」的模式。此兩者其實同樣可以是「以民為本」和「以民為主」的「大政治」。以民為本即是以服務人民為主，因此一切政策均須回應國民的訴求。只要身先士卒，政治人物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奮鬥做事，中西兩種政治模式都可稱為民主。
可惜由於政治人物是人，人都有私心，選民亦都是人，亦同樣有私心。因此政治必須有制衡和規範私心的機制。這就是「公共管治」(public governance)的核心內容。2010 年本人跟嶺南大學政治系同事Brian Bridges 合編了一本書，書名叫Public Governance in Asia and the Limits of Electoral Democracy，由Edward Elgar 出版，重點是要說明有效的公共管治較形式上的票箱民主更重要。前者有對濫權「防患於未然」的功能；後者則只能起「亡羊補牢」(preventive) 的功能，把無能和濫權的政客政黨攆走。
由於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造就貧富差距愈來愈大，而票箱民主的運作下政客都難免把利益向大財團傾斜，有證據顯示自誇為民主燈塔的美國實際上一點也不民主。一般人士對政策根本毫無影響力。當然，大財團以外，還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如反對同性戀的宗教團體、反對墮胎的護生團體、環保團體、反對避鄰(Not In My Backyard) 的業主等。政治變成大混戰。在這背景下，即使投票率高選出的領袖和國會議員不見得就是服務國家最有效的管治班子。對比下在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而其執政地位早已寫入國家憲法。然而，所有掌權的人物均並非由繼承而得到今天的地位。政治局最位高權重的七位都是基於長期表現的評核、由低至高逐步選拔出來，亦不乏來自基層的人物。國家憲法並清楚要求中国共產黨「要始终代表中国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始终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顯然突出中國今天的政治屬於「以民為主」的「大政治」。
香港並非由共產黨直接管治，而是享有高度自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基本法早於1990年在全國人民大會通過並於1997年七月一日生效。2021年三月十一日全國人民大會通過了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保證香港的管治班子必須是愛國者。
西方政客和媒體批評新選舉制度侵蝕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但這說法完全忽略了改革的背景。2019年的大動亂旨在挑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由戴耀廷倡議的「攬炒十步曲」要把香港實質地脫離中國，變成虛有其名、實質上完全獨立的所謂「中國持別行政區」，北京無法不進行改革，以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有人會問：誰定義愛國、怎樣才算愛國？ 其實愛國很簡單，不就是希望國泰民安，人民生活富足快樂？若你真是愛國，你當然會維護一切有利中國發展的事物和制度。中國共產黨早已在一系列的管治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交出亮麗的成績：滅貧、環保、基建、科技、經濟、教育、國防、社保、人均壽命，都在全球處於領先或中上的地位。如果你愛國和有信有義，你絕對不會反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也絕對不會背離基本法的規定。
有人會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權力無限，可以為所欲為，因此是獨裁。但這並非事實。憲法規定它必須服務國民。而自2007年十一月起，科學發展觀寫進國家憲法，更意味政策制定者必須按客觀和科學的規律，實事求是去做好他們服務國民的工作，並不斷矯正在實踐中難免的錯誤，可見「中式民主」並非自吹自擂。
香港新屆的立法會議員已選出，希望他們摒棄意識型態和教條主義，務實地服務香港。
原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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