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香港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本月底剛好成立一周年。一年下來，中心發現所核實查證的內容，除了有關疫情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以外，始終還是跟政治有關的新聞較多──固然，這個發現可以有多種不同解讀：一方面可以說政治新聞較多虛假訊息，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政治人物的語言藝術含有太多虛假陳述。換另一角度看，疫情與政治新聞均是影響面廣且變化又快，在各界高度關注下，核實查證的命中率自然較高並較容易發現相關誤導訊息。

事實上，疫情和政治新聞根本就密不可分，疫苗和社交距離限制更是全球大部分政府過去兩年所主要面對的社會矛盾。學術期刊《新聞學實踐》（Journalism Practice）新近發表了一篇以解困新聞學角度分析此社會矛盾之研究，探討解困新聞的未來路向。

研究分析了25個地區以解困新聞學方式報道新冠肺炎的新聞，抽取自去年2月到今年1月當中395篇文章作詳細內容分析，藉以分析解困新聞報道在疫情期間發揮之功能，從而定義其社會角色。

這項研究的重點發現，是解困新聞學正朝向兩個不同方向發展：在美國，關於疫情的解困新聞報道，大多數聚焦民間如何互助，目的是讓面對類似困難的社區參考；美國以外，相關解困新聞故事則較常扮演促進者的角色，指出有效控制疫情的國家所採取的措施，並向受眾解釋最新的防疫抗疫政策。

研究結果顯示解困新聞學隨着各地疫情狀況差異，填補了不同的政策漏洞：在美國（以及其他疫情嚴峻的地方），由於政府反應滯後以及社會分裂，故解困新聞報道便透過提供不同社區的答案，協助受眾「自救」，尤其強調鄰里互助；相比之下，在疫情相對穩定的地區，解困新聞學則主要闡述為何社交距離限制措施有效，讓整個地區的人民更容易理解甚為複雜的抗疫政策。

學者批評解困新聞學在疫情期間有兩大「缺失」：其一，是忽略在疫情時期針對個人層面（self-care）的答案，例如情緒支援；其二，是在比較答案時不能只關注哪些方法最有效，面對錯誤答案（像特朗普倡打漂白水針）時必須直斥其非，因為單純的比較往往令假新聞傳得更廣──筆者認為，解困新聞學在實踐層的這個「漏洞」，當透過參考乃至融合fact-checking去填補。概念上，就是把「事實查證」有機結合成解困新聞報道中不可或缺之過程。

然而，隨着世界各地愈來愈多地區新聞機構倒閉，要在地查證懷疑虛假消息變得更難亦更貴。是故不少專家同意「事實查核」應被視為一種社會基建，為新聞業界和一般市民提供服務。而為了保持事實查核的中立性，當中大學及各類型研究機構必須扮演關鍵角色。

至於用什麼模式營運，包括是否需要專注監察某些內容、怎樣把現有的核實資料整理結合、核實查證機構之間出現不同結論時該如何調解，以及各類機構如何分工等問題，將是事實查核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

原文轉載自《信報》2021年12月14日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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