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出現59次，可以說是建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核心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豐富，體現在國家發展的各個層面，並非三言兩語可以完整論述。

即便如此，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理論不熟悉的人都必須承認，在歷代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功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舉世矚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並非「一本通書睇到老」，而是不斷「實踐理論、總結經驗」，堅定不移地在國家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層面進行改革，探索並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制度。國家的發展並非完美地一帆風順，有出現過磕碰，理論和制度亦不斷修正和演進，是為「變」；但審時度勢、因時制宜的制度和理論創新同樣是一種「不變」，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成功秘訣。

中國崛起衝擊世界格局

「中國崛起」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勢頭，無論你是哪個國家的人民，喜不喜歡，是否主觀「接受」，也需要學會「適應」這個事實。英國智庫商業和經濟研究中心（CBER）去年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028年超越美國；今年3月，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首席經濟學家Simon Baptist亦預測中國將在2032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這對國家和香港來說都是非常良好的勢頭，但同時也將對世界格局帶來極大的衝擊。過往，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社會」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加上所謂「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和優越性，是人類社會尋求發展的最終答案。當然「國際社會」亦演化了美國、英國、日本、北歐、德國等不同模式，但這些發達國家均離不開「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方程式。

尤其蘇聯於1991年解體，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進一步坐實了美國作為「世界一哥」的霸權地位，無形中也短暫「印證」了西方這一套的制度優越性。但如上所述，中國的發展正正走在「證偽」西方制度優越性的道路上；這絕對不代表「中國模式」將取代西方制度成為所謂的「普世價值」，而是客觀地削弱了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唯一規律的「解釋力」。

簡單而言，大家都需要重新審視和反思兩件事：第一，「西方那一套」是否真的最「好」？第二，在中國崛起和全球制度競爭的大背景下，自身制度應如何演化改進，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氣候？

《基本法》第五條列明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方面，香港實在太過「成功」，讓香港成為「a victim of our own success（被自己的成功所加害）」。究其原因，就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缺乏創新，不僅僅「保持」，而是「固守」一套舊制度和行事模式，未能適應大環境的變化。

固守舊制度難適應環境變化

在殖民管理年代，港英政府的首要任務並非「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而是香港不要對宗主國（英國）造成額外的財政負擔。一直以來，香港只是英國打開中國經濟大門的窗口，具有強烈的「工具性」。

因此，港英政府採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思維，只擔任守夜人（the night watchman）的角色，強調市場力量的自我調節和資源分配能力。彼時，港英政府最需要守護的持份者利益是英國在港的商業利益，多年來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壓倒性的英資財團背景就一目了然！

七十年代中期，財政司夏鼎基雖然提出「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思維，但無論政府如何「積極」，還是不會主動干預或引導市場發展，對「自由市場的力量」依然有一種近乎教條式的信仰。這種思維根深柢固，無論是港英時期培養出來的行政管理專業人員（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s，現在大批成為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級公務員），還是體制以外的社會精英賢達，均對這種「舊思維下產生的舊制度」或多或少有一點依戀和認同。

在全球形勢出現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需要自我革新、自我改進。內地政府如是，外國政府亦是一樣。一向奉行「自由經濟」的美國，今年6月以「壓倒性多數」在參議院通過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全面的」產業政策法案，當中包括為半導體行業提供520億美元補貼，吸引外國的半導體製造商在美國開設工廠，就是開展同中國的「全面競爭」。

相反，香港政府如果繼續「抱殘守缺」，一直用舊思維、舊制度來解決新問題，最終只會碰得一鼻子灰。香港土地供應短缺、經濟結構狹窄、社會階梯斷裂、醫療系統失衡等問題愈來愈嚴重，同時，「不做不錯、程序為先」的官僚文化盛行，既有問題一直積壓，以致社會充斥怨氣。

發展龜速情況普遍

筆者最近收到投訴，一個在新界的住宅發展項目，由2015年中獲批城規會許可後，到今年第四季才剛獲得政府進行道路刊憲，前期程序竟花了6年半，計及繼後建築審批及施工時間，需時最少10年或以上，其他類似情況亦頗為普遍，導致社會發展「龜速」。如果這就是所謂的香港「資本主義模式」和「行政專業」，那任何人都難以看到希望，只能引用10年前播出的本地電視劇的一句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內地與香港的發展反差，是十分響亮的警惕訊號，也是香港下一步進行制度改革的參考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並非墨守成規的社會主義制度；政府借助市場力量進行分配，刺激經濟發展，亦對經濟進行明確規劃與引導。可以說，內地是一種「混合制」，在社會主義所強調及規劃的「平等」與市場經濟所強調的「自由發展」之間，嘗試找一種平衡。

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

香港亦然，從西方思維理論承接下來「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教條已經過時。無論是要解決本身深層次矛盾，抑或是要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貢獻國家發展，特首及管治班子有責任引導社會探索及演化出「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調節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破解積存的社會矛盾，改善殖民地政府遺留的弊病，才能發揮出我們自身的制度優勢。

首先，香港務必改變少數既得利益者寡頭壟斷的格局，讓社會得以平衡發展，財富得以更合理共享，收窄貧富差距。例如，在剛完結的立法會期，批出2000多億元的龐大基建工程，政府應該將工程適當拆細，讓中小型承建商及分包商得以參與，分享承包，引導財富流向，平衡各方利益，令社會發展更為公平均衡。另外，政府應引入更多競爭，借用內地「基建狂魔」高超能力優勢，開放予更多內地設計院、承建商及施工單位，讓市場調節出更便宜、更快捷、更高質素的方案，善用公帑，造福社會。

其次，港府需要開展對本地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國家發展一日千里，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在未來，香港如何適應國家和國際兩個層面的變化，依然是一個大議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只是起步點；而善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有機結合「兩制」而成為「超合金」，發揮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讓香港再出發、再創輝煌，我們仍須自強不息，更積極主動努力打拚。

同時，特區政府須摒棄過往官僚主義的陋習，尤其是精簡土地開發及建造審批程序，加快興建更多公屋、資助性出售房屋及私樓等，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為基層市民提供安居之所，提升市民置業率。短期應透過行政手段，簡化審批程序，限期批覆；中長期則須適當修改有關法例，加快審批，我們才有機會達到夏寶龍主任提出告別劏房和籠屋的要求。

香港必須痛定思痛，勇於自我革新，找到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確發展道路！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11月24日

原圖：中新社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https://bit.ly/2kgU8qg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https://www.speakout.hk/app

瀏覽我們的IG：https://www.instagram.com/speakout_hk/?hl=zh-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