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粵之間，一衣帶水，血脈相連，即使在港英年代，民間往來從未間斷，社會經濟亦相互依存，但政府和政策卻始終各自為政。回歸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一再倡導粵港整合共融，提出多個發展宏圖，但香港卻冷淡被動回應；相反，民粹主義抬頭、社會深層次矛盾激化，香港社會瀰漫著不信任，甚至對抗性的情緒。一旦出現政治或社會爭議，都必然會被個別政黨和社運人士，導引到「中港矛盾」範疇。無論是國教風波、自由行、水貨客、新界北區發展、單非孕婦、搶購奶粉，以至自駕遊等，都有一面倒的質疑，陰謀論壓縮理性思辯和解決問題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本位主義和本土價值，在被部分政客和社運人士過分操作下，一些本屬平常的文化差異和行為失當，都被「抬舉」為兩地民眾的本質衝突和「中港矛盾」，內地亦接連出現針對香港的負面情緒，兩地情緒衝撞急速升溫，令人憂慮。

加強聯繫　開展民意工程

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要香港與內地割裂自主，只是不負責任的政治口水；加強兩地整合共融，才是唯一出路。但雙向的不信任情緒既已形成，要在一朝一夕緩解絕不現實，兩地相關部門必須加強聯繫協調，從全局去開展民意工程，既要疏導民怨，更須逐項檢視，剔除可能的質疑。

在選票決定成敗的遊戲規則下，政治博弈和輿論制高點，一語道破就是爭逐社會觀感的「感動服務」。這種源自商業傳銷的理念，就是要讓政策和服務感動民眾，創造美好回憶。

日本管理顧問田中司朗在《感動服務》一書中提到，優良的服務業必定有卓越的企業哲學。服務業最重要的是「人」，一家出類拔萃、價值非凡、能夠帶來極致感動的企業，定有一群優秀的「人」。感動服務不是只有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群人的事。亦不僅是香港人的事，也須考慮受香港政策影響的內地民眾感受。因為內地民眾不僅是來港旅遊消費投資，更是受香港社會經濟政策影響的主要持份。

在港英年代，政府專職設有「政治顧問」，負責把關篩選，一旦發現港府政策可能會引起英方或內地不滿，便會即時作出專業評估，向港督匯報和提出建議。可惜，政治顧問這個「守門員」在回歸後已不再存在，兼顧內地感受也不是政策擬定者的必然任務，令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分歧積累深化。隨著公民社會抬頭，民間聲音足與政府抗衡，要撥亂反正，首要釜底抽薪，促進民間互動融合，減免民間阻力，好為政府的全方位協商提供寬敞空間，並在大方向提供保障。

香港對內地由昔日的單方面主導，到今天雙向互動，以至未來的主客互換，都是一個艱難的適應過程。「內交」和「外聯」應誰主導？政府日後制定政策時，究竟應以港人利益依歸，還是以內地民眾感受為基礎？這是一個相當浮面的爭議，因為香港的唯一價值在於國際都會地位，香港若是堅決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割裂」，根本就是無聊的自殺。今天究竟是自殺還是自救，不是煽情口號或一兩枝龍獅旗就能說清。客觀現實是，香港既無對兩地共融說不的條件，就應實事求是地研商兩地共融的坦途。政治口水，算了吧！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3年5月22日

圖：dsd.gov.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