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本文從中國崛起的勢及背後尋找的道，評論泛民學者支撐其否決政改方案「袋住先」的背後理論——中國崩潰論，並從傳統文化荀子人性惡的道解釋民主政體，即傳統治理思維，道勢之後的術，指方法（例如制度及權術）的層次本質的缺陷。

「五星紅旗升不起」的「溫和」民主派較早前「佔中」發起人之一的學者陳健民承認香港沒有革命的條件，但仍然堅持不應接受中央「8 ‧31」決定的憲政框架，拒絕俗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但是，其立論似乎基於虛無縹緲的假設，就是中國共產政權會隨時垮台。他這樣說： 「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 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基於這個前設，他認為： 「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希望。」（《明報》2015 年3 月4 日）

陳健民並不孤獨。另外一位泛民學者，同時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陳家洛較早時與另一作者的對談（2015 年1 月18 日）更加坦白。他談及要求學生要有被感召的勇氣： 「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

看來，陳博士應該有感染力。他「對談」刊登的同一天，出席香港電台《城市論壇》支持「港獨」的港大《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作出一個頗為大膽的假設，中共政權隨時會倒台，香港是有機會獨立的。1992 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在上任之後，隨即推出變相直選的「新九組」（一人一票選舉9 個組別功能團體議員），便是假設北京「天安門事件」、蘇聯及東歐政權「變天」後，中國亦會崩潰的最原始版「香港的中國崩潰論」。彭定康此舉造成香港政制沒有「直通車」，遺害至今。

兩位陳姓學者可算是泛民主派的中堅分子，陳健民的言論一向亦算溫和。然而其政治判斷居然建基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其實其無助感十分強！儘管如此，無助無奈並不掩蓋其立場毫不溫和的本質。當然這是一個消極的取態：香港既然沒有革命的條件，但大陸有，我等着你垮台，然後我便有西方標準的民主了。

這種消極對抗，實質準備好中國崩潰的政治取態不單止所謂「溫和」的學者、「港獨」的大學生，甚至整個泛民主派亦沆瀣一氣。不然不能更全面解釋這個派別的人物事事站在道德高地而忽視政治現實的需要。最新的例子是全部27 位泛民議員聯署承諾書，表示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他們是否亦以為中國會隨時崩潰，中國共產黨已經陷入重重結構性危機，已經沒有政治認受性？因此，也有「睇你如何玩完」的中國崩潰論心態。

看來，香港問題發展到今天，無論是民生或政制，都歸結到中國的「問題」上，逃避不了。本來筆者還想再慢慢研究；形勢比人強，沒法不回應！

「中國世紀」到新型大國關係

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認為2015 年以國民生產總值（GDP）購買力平價計算，便進入「中國世紀」。這個講法是沿用19世紀是「英國世紀」，20 世紀是「美國世紀」的傳統大國霸權的觀念。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實有高估中國國力之嫌。况且，中國人均GDP 還遠遠差於美國。當然，以綜合國力而言，中國與美國已經慢慢形成兩極的大國關係，即中美兩國國力差距縮小，而雙方又拉大與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這個「中國世紀」的講法，中國官方並不認許。不過，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崩潰論已經鮮有人提出；若有的話，亦非主流，並冒着「章家敦的風險」。章氏（Gordon Chang）2001年出版了一本預計中國崩潰的書；但他的預言多次落空。陳健民「10 年之變」的預測是否另一個笑話，我們等着瞧！

中國民族復興勢頭良好，但問題不少。例如對環境的污染、官員的貪腐、人民權力的保障都有改善的空間。而整體的綜合國力而言，中國在軍事、文化及政治（包括國際關係）遠遠遜於美國。但是，筆者同意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李世默的講法，中國政府的治理是一個績效（meritocracy）為基礎的體系，有優於西方民主政體之處。問題是這個以黨國一體推動社會經濟改革的體制，若權力不受合理制約，出現腐敗是有結構性因素。這可說是中國改革弔詭之處。今天習近平主席提出「四個全面」的講法，其中「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就是針對這個結構性因素。

官員貪污腐化從來是中國歷代皇朝更替的重要成因。中國可否走出這個困境，我們拭目以待！不過，對中國的發展應可看高一線。道理在於政權的主事者是否有憂患意識及自我改革的勇氣及魄力。幾年前當內地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台灣方面社會及媒體大肆渲染。今天又如何呢？事物還是有一個發展過程。今天西方社會較為文明，實在是有經濟及社會發展基礎支撐。中國在經濟改革短短36 年，已經在綜合國力令美國不能不重新思考其全球戰略，有「重返亞洲」的新冷戰部署。中國的對應是「一帶一路」，以雙贏共享帶動沿途60 多個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這是一個不帶霸權侵略的概念，顯示中國在民族復興之道，不與美國爭霸的新型大國關係。在這個大局之下，中國崩潰論基礎何在呢？

尋找中國優秀文化接軌的政體設計

太陽之下無新事。今天香港發生的「佔中」及一部分人追求西方選舉民主機制，不過是人類探索符合當地實情政體的另一個實驗。不過，由於歷史發展的因素，西方一套價值觀被普遍接受；這亦涉及一個文化及意識形態霸權，即國家民族軟實力的問題。民主政體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決策形式。但自有人類文化開始，這種政體壽命不長。例如希臘雅典的典型直接民主是250 年。今天美國以國會直選的共和政體亦不過200 多年。根據當代政治學大師Samuel Huntington的講法，民主化亦有幾個浪（waves），即有進有退。究其原因是民主政體本質是「從眾不從賢」。因此，這種政體的生存依靠偽裝為民主，實質是少數人的精英政權。筆者亦曾介紹過兩位美國學者MartinGilens 及Benjamin Page 的實證研究，證實美國並非一個民主國家， 而是少數人的寡頭政權（oligarchy）。不過，就算是寡頭政權，民主政治就是政府透過選舉輪流執政。這設計是造成民粹政治的核心因素，而結果是超載政府。

美國推銷的當代民主模式實際上是「選主」（王紹光語），更深層的思考是西方文明基礎的自由，但如何管好個體自由而能夠與整理社會、國家利益產生一個均衡的道德（如不會過分強調私利、逃避責任）及實際操作上可持續的政體（不會產生超載政府），更為重要。

最近筆者從古兆申兄的著作認識先秦儒家荀子的國富篇等章節，發覺其性惡論實有現實的政治及社會意義。荀子將人性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全人類共通，亦與動物相同的生物性需要，是人之所求的欲。這個部分的人性堯舜與桀跖均同。不同的一部分是後天的性，可通過教化而決定君子小人之別。荀子開出的藥方是「養欲」，而做法是以禮制欲，規範人類行為。這是儒家遺留給人類的優秀文化。荀子的性惡論與英國的霍布斯（Hobbes）描述人類「自然狀態」「所有人對所有人」背後的性惡論一樣。但儒家的「修齊治平」藥方與霍布斯的社會契約有所不同。若加上荀子弟子韓非子的法家國家治理觀念，不一定要禮失求諸野。

明顯地，荀子的性惡論比當代西方推銷的民主背後的個人自由及理性假設更能反映人類的本性。民主的個體如何克服個人，即選民以選票與政客交換利益的私欲，是一個不能不回答的哲學、政治、社會及文化現實的問題。從這一點立論，回歸香港的政改或民主選舉的決定；可以說愈遲落實普選，來自北方的支持會愈少。因為在中國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如何在「道」的層次講出一套合乎中國國情的政體設計，實有需要；但是以選票交換私欲的選舉政治吸引力應該不大。

總結

無論從現實的勢及道德層次的道兩個角度，中國崩潰論實在薄弱！不過，它卻在某些圈子內起着蠱惑人心的作用。當然，沒有任何政權永恆不變。中國歷史朝代興替亦是常規。執政者永遠都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這才是正道。總的來說，中國崩潰論可以休矣！若以消極取態，以「五星紅旗升不起」為希望的依託對民主作出抉擇，並自我正義；恕我直言，這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而已。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5年3月16日

原圖：speakou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