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居房問題的嚴重性和香港差不多：年輕的一代買不起房子也負擔不起租金，這種強烈不滿情緒在各項反政府運動中顯露無遺，如果再得不到疏導，將會形成社會動亂的因素。

新上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把解決居住問題放在眾多政策的首位，是十分明智之舉。他將快公佈「居住憲章」，計劃興建五萬戶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使台北一百萬戶的人口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五的家庭可付出較低廉的租金來解決住房問題。柯市長說：居住權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在我們仍未能辦到人人都買得起房子時，起碼我們要做到人人租得起房。這確是真知灼見，令人肅然起敬。他的作風果斷，勇敢，大刀闊斧，如把這項仁政付諸實施，一定會得到社會有識之士的支持。由於這個計劃對市場可能引起波動，會遭遇到一些地產商的反對，和已擁有房產的小業主的顧慮。但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時，便知道利多於弊，值得推動，而且宜早不宜遲。

台北的建房計劃使我聯想起香港的居屋政策。如果把董建華當年提出的「八萬五」計劃付諸實施，今天香港房市的失控肯定不會變得這麼嚴重。這個計劃由於受到既得利益分子的反對，胎死腹中，董特首也為他的主張付出政治代價，黯然提早下台。

經歷過這個教訓之後，董特首的繼任人對香港既定的土地政策及其使用分配都避免觸動，唯恐稍有不慎便會引來政治衝擊。公屋因此停建超過十多年，供不應求的嚴重性可想而知，房價亦因此失控。香港形成兩個極端化的社會：擁房者與「無殼蝸牛」。他們之間的矛盾加劇：前者反對一切影響房市下滑的政策，後者則希望房價跌到谷底，使他們能夠買得起房。地產商財雄勢壯，呼風喚雨，能夠左右政府的土地政策。如何平衡來自四方八面的利益矛盾，政府仍想不出任何方法來。其實政府面對的難處何止這些：庫房主要來源是賣地獲得的巨額金錢，如果將既定之高地價政策推倒，政府龐大的行政費用又如何去解決呢？

走到今天，香港再不能像鴕鳥一樣把難以解決的問題埋藏在沙堆裡，讓它發酵發大，那樣做將會引來沒頂之災。新加坡的「組屋計劃」把房市分成兩部分：政府建造的廉價民居和市場自由供應的私人住宅；前者的購入和售出都受到嚴格管制，後者則完全由市場因素支配，形成兩種不同性質的房產。馬來西亞政府賣地附帶用地分配的條款，規定地產商必須提供定額的廉價屋給低收入戶，使他們買得起房子。有這麼多成功的例子可供借鑑，香港難道不願向外取經嗎？

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表面看來是因民主制度改革的進程不符合他們的理想而引起。這都是表徵，並非病源所在。貧富不均，對前途缺乏安全感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政府不能對症下藥和及時解決這些困擾他們的問題，街頭暴亂只有愈來愈頻，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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