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公布的《施政報告》，社會普遍反應正面，不少立法會議員表示欣賞、贊同，甚至有人表示「方向上給予100分」。過去數年的時間，香港陷入無盡的政治爭拗之中，窒礙經濟、民生、社會發展議題的討論；在中央出台《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公職人員宣誓等組合拳下，今年的《施政報告》則在排除了政治及黑暴障礙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大刀闊斧地為香港整體發展作出長遠規劃，令人欣慰非常。

《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顯然是「北部都會區」規劃，以及第四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就「十四五」規劃所賦予香港的八大中心/樞紐地位作出回應。筆者樂見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展示出較以往更為宏觀和長遠的願景與視野，並能夠回應香港本地發展應如何與大灣區建設以及國家「十四五」規劃銜接。

然而，願景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始終是解決市民的「安居樂業」問題。香港民意研究所於《施政報告》發布當晚發表初步民調結果，顯示市民對《施政報告》的評分為34.2分，分數在回歸以來的《施政報告》中排倒數第三。

特首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極具策略性意義，但相關政策局官員之後的解說似乎只停留在發展「概念」，未能讓社會覺得這是一份可以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份滿意答卷。港府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亦承認，《施政報告》提出的只是一個「方向、策略，並非藍圖」，更指出打造北部都會區最快需要20年時間。

提供人才稅務財政補貼

「北部都會區」規劃貫徹「基建先行」的概念，硬件充足，惟缺乏軟件支持。當中提出的五條新鐵路項目包括北環線的兩條延線，加強新界北內部聯動，並強化香港與深圳的鐵路聯繫；亦探討大量增加創科用地，包括建設「新田科技城」、在流浮山（新納入洪水橋/厦村新界北現代服務業中心）建立「媲美數碼港的地標性創科設施」、重啟馬料水填海計劃並將土地改為創科用途等，概念宏偉，值得支持。

然而，僅僅是撥出土地予創科用途不能與帶動科技產業發展畫上等號。香港產業結構狹窄甚至單一，已是「老掉牙」的問題，而創新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孵化培育本地初創企業（啟動式kick-start）固然重要，但需時長久及具不確定性，如能引入大型科技企業才是最省時及最有效率（躍進式jump-start）解決香港經濟結構狹窄的其中一個辦法。如果新界北要大力發展創科，需要通過優惠政策引入內地及國際大型科技企業，當中包括充沛的土地資源之外，更需要人才、稅務、財政補貼、土地及基建配套等方面的政策傾斜及優惠。

2018年，華為將研發總部由深圳搬遷到東莞松山湖高科技產業園區，東莞為華為提供超過120公頃的土地、財稅、人才等優惠政策，按歐洲小鎮建築風格規劃，可容納3萬名研發人員，筆者兩年前曾參觀過，印象深刻。華為的進駐不但為東莞帶來大量的高端科技人才、技術、稅收、GDP增長、就業等，更重要的是其作為「龍頭企業」的作用，帶動科技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企共同發展，在短時間內把松山湖迅速發展成一個高科技企業群集的地方。

主動邀科企落戶北都會

《施政報告》提出在河套「加快建造工程」、「推動生物科技研發」，為科學園和數碼港「擴容」，重啟馬料水填海，增建創科用地等固然好，但仍不足以真正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政府應該改變思維，參考東莞或其他地區類似的政策傾斜及優惠，主動邀請內地及國際大型科技企業落戶香港「北部都會區」，並以這些企業為核心，躍進式（jump-start）帶動香港創科產業鏈及生態鏈自然有機而快速地形成，打破香港經濟結構狹窄，過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優化香港社會財富的「一次分配」。

在規劃「北部都會區」的創科產業發展時，我們亦需要考慮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目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惡意遏制及圍堵中國發展，在人才簽證、科技創新、訊息流通等領域加以封鎖。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及國際大都會，可以發揮「兩制」的優勢，配合國家科技進一步發展，助力突破西方圍堵。建議港府爭取國家政策支持，將一至兩個內地科技龍頭企業的研發中心擴展至甚或遷移到香港；香港為該企業提供土地、基建配套、財稅、人才政策方面的優惠，加上香港與國際市場、人才、自由資訊聯繫、國際金融中心等優勢，定能協助該企業的發展更上一層樓，既能有效並快速帶動香港本地的科技產業發展，也能協助提升國家科技水平，三贏也。

在土地房屋方面，《施政報告》貫徹特首「長遠謀劃」的思路，仍未見明確的短期方案解決房屋短缺的燃眉之急。新界北多個新發展區的公營房屋大部分仍是2030年之後才能入伙，僅僅是「精簡程序」能將造地建屋速度加快多少呢？目前，保守估計，香港仍有50多萬人在輪候公屋，22萬人居住在劏房（這兩個數字或有重疊之處）；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2049年香港要「告別籠屋、劏房」的要求，特區政府決不可做「deadline fighter」，最後一刻才解決。

不應排除拓郊園邊陲地

社會對於填海造地、搬遷葵青碼頭以釋放市區用地、建設新界北新市鎮等發展，可以說是歡迎之至，惟這些都屬於長期的房屋供應，遠水不能救近火，短期房屋供應仍然是苦無良方。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應該「咬緊牙關」，突破政府自設的各種各層關卡，努力增加短期土地及房屋供應。《施政報告》提出進一步檢視綠化地帶、收回私人濕地作發展的政策方向，值得鼓勵，但卻迴避「平、靚、快、正」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方案。

部分綠化地帶和濕地屬於私人擁有，動用《收回土地條例》的財務成本、法律風險甚高，而且曠日持久。再者，濕地的生態價值難道不比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高嗎？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分布在全港九新界多個區域及多個地點，有不少鄰近現有的基建及社區設施，又不涉及私人產權，改為建屋用途更能夠避免產權爭拗、動遷、賠償等複雜冗長的法律程序。筆者支持《施政報告》中研究開發綠化地帶和收回私人濕地，作為發展之用，更希望政府不應排除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為土地供應選項。

《施政報告》亦未見有明確政策協助市民置業。特首於不同場合多次表示會構建「置業階梯」，但《施政報告》未有就提升市民置業率定下明確指標，亦未見有明確措施大力增加政府資助房屋供應。去年的居屋超額認購數十倍，證明市民對於資助出售性房屋有龐大的需求。

在此問題上，政府應懂得更好地利用市場力量。第一，政府及公營機構的效率問題一直為人詬病，而過往引入商業機構參與土地開發和建屋做法，一直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例如前者有沙田第一城的填海造地和社區設施建設，後者則有九龍灣的麗晶花園及鰂魚涌康山花園等「私人參建居屋計劃」，都是十分成功的例子，應該研究重啟二者。第二，應該大幅增建居屋或類似的資助出售性公屋數量，並建立（未補地價的）居屋二手交易市場，既不與私樓巿場重疊，又能增加市民置業率及居屋流轉率，讓市民分享資產升值，增加市民歸屬感和社會凝聚力，推動社會財富「二次分配」，朝向社會「共同富裕」出一分力。

應設部門對接國家規劃

在政府改組方面，增設副司長、分拆運房局、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當然是正確的方向，但這些都非「新鮮事」，2012年5月時為候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先生亦提出過相似方案，只不過當時政治氣候未容許方案通過。特首今次於《施政報告》有關政府改組的提議中，亦未見重新設立經其取消的「中央政策組」或新設立一個負責香港長遠經濟發展及社會規劃以及與國家發展對接的部門，未能滿足社會的期望。

2017年成立的創新辦，似乎只負責「統籌」工作，至今未見有何突出成績可言，更不是一個負責政策研究和戰略性規劃的政府部門。參考國家發改委、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Future Economy Council）等做法，香港亦需要成立一個類似的部門，負責為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作戰略性設計和規劃，更好地協助香港特區對接國家的五年規劃，而不只是承擔目前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的單一「經濟分析」職責。

總括而言，《施政報告》的方向正確，值得支持，但始終「願景」不能當飯吃，還需要看落實的具體情況。在未來，民間應該就政府在這份《施政報告》所作出的提議加緊監督、獻言建策，督促政府在創科發展、造地建屋等能更有效地推進。同時，下一屆政府亦應該考慮引進一個全面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體系，確保無論是政治任命官員抑或是高級公務員的選拔、任命、升遷等，都以具體的「政績」作為工作表現評核標準，確保真問責、真履職，切實促使這些美好的願景能夠真正落地，以人民為中心，讓市民真正受惠。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10月13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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