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

中共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的目標，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明確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表明推進共同富裕愈來愈明顯地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價值取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會議，將「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和「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列為會議兩大主題。習主席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應該如何看待「共同富裕」、要不要追求「共同富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央提「共同富裕」的核心是「限制富（為富不仁），擴大中，提升貧」。打個比方，在跑道上有些人跑得比其他人快是正常的。但如果跑在前面的人故意阻人前進，那就不可接受。

一、理解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多年來以「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聞名世界，長期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創造了繁榮輝煌的發展成就，但同時也錯失了經濟訊息化轉型的先機。香港經濟需要進行結構轉型已經成為共識。筆者認為，香港的轉型之路需要借鑑「共同富裕」理念、揚棄「積極不干預」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也就是說，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於共同富裕。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央更加強調「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香港需要深刻理解這個價值取向，正確認識國家的政策導向，也應該藉此反思香港的發展。

最近以2020年底螞蟻金服上市失敗為起點，國家監管市場的主基調成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加上近期教育領域的「雙減」政策，一些國際投資者感到擔心，甚至覺得無所適從。其實，結合中央的執政理念來理解，這些措施其實是在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下、將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從效率優先轉向兼顧公平。這種兼顧公平、推動共同富裕的政策，在效果上又契合了擴大市場需要、提升居民消費、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經濟發展布局，助力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實現長期繁榮穩定。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成員、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超級聯繫人，香港需要充分認識和理解國家發展導向的重要調整。我們既要相信國家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沒有變化，又要注意規避有違國策的企業經營活動，從為整個國家服務、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中獲得企業發展機遇。

二、借鑑共同富裕理念，探索香港發展方向

香港回歸儘管已經二十多年，不過長達一百五十年的英治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的意識形態，自由導向的人權與小政府理念成為主流的政治傾向，相當程度上禁錮了我們的思想，坐視香港社會踟躕不前。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借鑑共同富裕理念，認識香港深層次矛盾，增加居民福祉，探索香港未來發展方向。

特區政府長期在經濟領域堅持「積極不干預政策」，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曾經說過「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在這種執政思路下，香港的傳統製造業幾乎流失殆盡，高端製造業和訊息產業因為缺乏支援而無法成長，變成坊間所言的「地產金融獨大」。這種產業結構之下，儘管經濟整體向好，但所能提供的中高收入職位有限，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日益懸殊，普羅大眾不單無法從經濟增長中分享發展紅利，反而要承受資產價格暴漲帶來的痛楚。幾十年來香港的堅尼系數持續攀升，在發達經濟體中高居首位，2016年已經達到0.539的危險水平，大大超過危險警戒線。除少數和金融地產有關的行業、公務員、公營機構和政府資助機構之外，大多數職業的收入水平幾十年來未有顯著提升，加上樓價暴漲與物價上升，出現「中產階層的基層化」，中產階層擔憂向下墜落的焦慮尤為突出。應該說，前幾年香港社會動盪迭起與社會結構呈現固化趨勢、民眾向上流動空間不足、中產向下流是這些因素是有很大關係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借鑑共同富裕理念，引入治港新思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講話提出，香港的管治團隊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平」，使得「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這是中央領導對香港做出的最明確要求，具體而微、切實可行。無論是社會科學理論，還是二戰結束之後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都說明龐大的中產階層和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基石；相反，經濟全球化給美國等發達國家帶來製造業轉移和工作職位外流，引起貧富分化加劇，導致民粹主義沉渣泛起和社會撕裂前車可鑑。事實上，孟子早就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一直積極建造組屋，達到92%人口擁有房屋，真正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要達到共同富裕，特區政府除了建造更多的租住公屋外，必須建造更多的居屋和優化租置計劃，使市民「有產化（Empropertyment）」。同時，未來特區政府還需要修訂「積極不干預政策」，適度有為，善用財政盈餘，通過行政引導措施扶助中產階層，培育新興產業，擴大中，提升貧，優化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三、優化香港發展模式，實現共同富裕

香港中西交匯、聯通世界，是國內經濟大循環和國際國內雙循環的重要節點，香港的未來應該是一個以高端專業服務行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香港要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同時也有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等。

特區管治架構必須凝聚社會共識，衝破制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優化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使香港成為具備更多高教育水準和高技能人才、匯聚高增值產業的知識創新驅動經濟體。

政府舊有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和保守的理財哲學，促進了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經濟業態。雖然這造就了香港過去四十年的繁榮，同時也因為短視而保守，在產業上無法主動培育新興產業；在民生上坐視資本的壟斷與財富的過分集中，導致貧富差距懸殊、基層生活困苦、社會怨氣日盛，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管治團隊需要聆聽民眾的呼聲，堅守「實幹為民」的情懷，做到夏寶龍主任代表中央提出的五個「善於」的要求，增強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調節職能，彌補市場不足，修正市場失靈，優化香港的社會結構、產業結構。

「共同富裕」並不是同等富裕、同時富裕，當前中央所強調的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均富。而是要通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保障人民公平享有發展的機會、暢通向上流動的渠道，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盼施政以人為本 改善安全網

事實上，筆者並不贊成貿然地進行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大幅提升居民福利。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也並不是要完全追求如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富裕，而是參照這樣的理念。希望政府施政要以人為本，提供更好的基礎生活保障和社會安全網，注重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職業素養和創造能力。讓所有香港人都能享有大致同等的發展起點和公平的發展機會。一是土地、房屋、社會保障等問題積重已久，在很大程度上禁錮了民眾的創造力和信心，需要多方協力，凝聚共識、減少爭拗，早日實現突破。二是大幅增加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機會和希望，為產業發展儲備充足的人才。三是改革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辦事流程，解放思想，借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年政綱裏面所說「政府新角色，除了要繼續做好公共服務提供者，以及一個監管者角色，政府亦應該更努力做一個促進者，以及一個推動者角色，為百業拆牆鬆綁、利便營商……政府必須善用資源，投資未來，回應市民訴求，讓大家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增強對科技創新和再工業化的支持力度，協調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四是在醫療、教育、建造等專業領域「拆牆鬆綁」，削減嚴苛繁瑣管制規定、降低准入門檻，吸納外來人才，拓寬行業發展前景和促進民生福祉。五是堅守法治優勢，維護和捍衞法治精神，保持和發揚法治意識和觀念，讓香港居民和投資者安心進行各種市場活動，保障經濟持續發展。

時代在變遷，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也在提高，特區政府的責任和定位需要隨之改變。我們需要凝聚不同持份者的意願和智慧，堅守自己成功經驗，也學習他人成功經驗。補短板、造長板，實現經濟發展格局轉型和共同富裕，把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建設好，讓所有香港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得到持續的提升。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09月03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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