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政策研究部部長陳智恒

8月底中央安排宣講團來香港，向各界介紹十四五規劃及2035遠景目標綱要。從宣講研討會內容來看，從宏觀的頂層戰略設計到具體的政策方向，都非常清晰。特別是在國際環境複雜，中央更進一步強調以內循環為主，促進國內國際的「雙循環」的全新格局。然而有香港傳媒評論，指在多場會議中，港方與會者的提問似乎都「狀況外」，甚至有「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之感。筆者不深究「義利之辯」，但香港為甚麼在跟上國家規劃出現困難呢？特區政府又可以怎樣帶領大家更了解國家規劃

首先，香港回歸前，百年來是殖民地政府所管治，不會規劃。筆者記得，在多年前(2006)電視台清談節目中，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指在港英時代，各政策局高層每天都要花不少時間處理來自英國當局的電報；但回歸後，就失去了從「上頭」來的指示，甚至暗示感到信息量不足，這或許反映了過去香港政府系統善於執行，但欠缺長遠規劃和宏觀能力。

再者是香港嚴重受1980年代在英美公共管理的「新右派」學說所影響，右派在筆者2000年在外地讀大學時仍是主流，還奉香港為理論典型！筆者覺得最適合比喻「新右派」理論，是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的《辟邪劍法》：「欲練神功，引刀自宮」。新右派本質是要政府閹割公權力，放任市場資本！然而「自宮」近四十年，香港的分配問題並沒有解決，反而日益嚴重。亞洲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顯示了「市場」不如新右派所想像的「理性」；放任市場資本容易做成社會分配問題；而過度節約政府資源和放任市場，令政府失去規劃能力、引導能力和自覺性。更重要是，政府要「引刀自宮」，民眾同意了嗎？這要看民眾對政府的期望，美國民眾對政府不信任，或許可以。但英國就已經不行，所以工黨執政時主張所謂「第三條路」。而在中國甚至整個東亞民族對政府的要求，與英美的社會文化脈絡差異就更大了。

第三是多年來特區政府施政存在「不科學、沒願景、沒指標、沒績效」的問題。筆者早前在基金會的研究項目中就指出，香港的新產業政策，往往找不到政策的願景和工作目標。特區政府往往只訂下撥款數字，但對於要做甚麼、做到甚麼進度、有甚麼指標性成績？對不起，筆者多年政策工作中很少看見！另一例子如十四五規劃中，中央定出「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筆者在曾蔭權當行政長官的時期，曾經去信有關決策局查詢特區政府計劃如何提高社會研發經費，但回函大意是指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並非政府可以控制，也不是政府可計劃的工作。當時部門的回覆實令人有尸位素餐的感覺！

第四是政策民主參與方式過於西方和過於表面。諮詢委員會功能不被重視，而側重西方式選舉。但西式選舉是競爭性而非合性，這容易造成將「民主參與」變質成選舉競爭考量，民主參與更多成為政治秀。而因選舉中「市場區隔」需要，更容易出現因反對而反對，甚至將流言謊言成為部份政治光譜圈子內的主流。過度側重西方選舉令香港民主參與的多元化不足，而且過度分化和利益競爭，令香港難以統合和規劃，也令國家規劃難以本地化落實。

香港要怎樣學習讀懂、學會、以至參與國家規劃？從政府而言可以有三方面建議。首先要求部門提出政策時，需要結合國家的宏觀規劃或國際情勢，作為政策制定的根據，訂立政策目標和指標，我們期望來年的施政報告，可以見到有新面貌。第二是在公務員培訓，需要加強體系思維，加強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不同利益並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特別先從政府各部門的積極性開始。第三是創新基層政策參與制度。完善選舉制度一方面革除原有選舉制度的問題和漏洞，但民主參與並不止於選舉，要充份發揮愛國者治港，特區政府需要建立創新、有效的政策民主參與制度，廣納、協調、統籌不同利益和意見。

正如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指出「現在需要香港社會進一步行動起來，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學習十四五，就要認真接上國家規劃。香港要加把勁，特區政府更是責無旁貸！

原圖：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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