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為國內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大綱，其中包括「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及「三次分配」。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近日率領國家「十四五」宣講團訪問香港，並於宣講會上指出，香港不僅要從政策、市場和產業對接內地，更要在「理念」、「思路」上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政府和管治聯盟需要如何對接國家「共同富裕」的理念？

習近平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而且這不單是經濟問題，更是執政的重大問題，不能讓窮者愈窮，富者愈富。黃柳權副主任在宣講會上亦指出，「十四五」規劃的內容充分體現中央政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十四五」規劃所推出涉港措施就是為了讓香港市民「能夠和全國人民一樣，共享更幸福的美好生活」。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宣講會上亦指「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而《人民日報》客戶端之後也發表評論文章，題為〈抓着發展機遇，香港得有「慢進也是退」的勁頭〉。這既是客觀的描述，也是對香港的忠告，甚至是警惕。所以，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破解本地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管治思維需要對標中央政府理念，對「滿足香港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需要更加積極主動承擔責任。

貧富懸殊待解

然而，香港的堅尼系數（0至1的貧富差距）一直高企，從1976年的0.429，攀升到1996年回歸前的0.518，再微升到2016年的0.539。有指出，過往香港一直以稅前和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較，相關做法不夠客觀和公平；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在其2021年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則改為採用香港的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有經濟活動的住戶人均收入的堅尼系數（0.473），使香港的排名由2020年的第60位上升至2021年的第48位；但香港的貧富懸殊在64個經濟體中仍是處於最高的三分之一，媒體亦報道愈來愈多人露宿街頭，其中女性及年輕者有上升趨勢。

自2019年「黑暴」和2020年疫情的雙重打擊之下，香港的失業率從過去10年約3.5%以下的「靚數」，上升至2021年5月間的6%以上，即有超過25萬人在過去一年內一直失業；7月份最新數字顯示失業率也僅僅回落至5%。

參考「組屋」制度

住屋貴、難及細，令貧窮和生活劣質化問題雪上加霜。近月，樓價指數連升7個月，與2019年5月歷史高位只相差0.2%。一間三百多方呎納米樓，動輒過千萬元，貴到令人咋舌。根據今年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報告，超過22萬人居於劏房，而劏房戶的月入中位數只有1.5萬元，約三分之一收入用作繳交月租，生活費的拮据可想而知。報告亦指出，劏房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僅為71方呎，甚至低於政府公屋75方呎的標準；而截至今年6月底，有15萬個家庭及10萬個一人申請者在公屋輪候冊上，總共約55萬人，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8年。《長恨歌》裏一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是多麼的貼切啊！

美國和新加坡是兩個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但兩地政府的治理觀念卻有很大差異。美國屬於「自由放任」的極端資本主義體系，孕育以華爾街為首的投機逐利主義，直接或間接鼓勵貪婪，只顧「賺盡」，缺乏社會「共同富裕」理念，貧富差距加劇，導致各地罪案率高企、繁榮如加州到處可見露宿者「瞓街」等。

新加坡既奉行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亦同時有國營企業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雖說國營資金也是一種「壟斷」，但與大資本家的性質不同，參與經濟活動既有助推進社會發展、製造就業、構建財富「首次分配」，其利潤更非「自己袋落袋」，而是進一步建設社會、改善民生，例如醫療、社會保障、基礎建設等，促進財富「二次分配」，進一步提升國民生活素質。新加坡的組屋制度就是一個成功典範，新加坡人置業率接近90%，國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新加坡不搞均富，但實行共富。

自由市場是香港的優勢，但自由並不等同放任。香港一直有大量的資金進駐，若大部分只是在資本市場炒賣，資產快速增值，而未能助力實體經濟發展，一般市民未有實質得益，只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加劇社會及階級矛盾。筆者不是倡議平均主義或是劫富濟貧，更反對福利主義，但政府有責任及應制定政策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發展各行各業，讓市民能參與共建經濟、共享發展成果，亦應借助市場力量，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均衡及更能負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例如醫療、養老、房屋等；同時避免經濟發展和政治話語權被大財團寡頭壟斷，要積極主動「出手」為市民謀幸福。

借用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需要「合理調整過高收入」，盡力打造社會共同富裕。

第一，「安居」是民生所需，亦是社會穩定必需。政府既應開發更多土地，供應市場興建房屋，更應參考新加坡「組屋」制度，主動興建更多資助出售性房屋，免地價及以建築成本售予市民，讓更多市民擁有自己能負擔的房屋，大幅度提升市民置業率，以增加對香港的歸屬感。同時，建立免地價的二手資助房屋交易市場，既可避免與私人樓宇自由市場競爭，亦讓市民能分享房產增值的財富。筆者認為，此乃比較快速及有效果的財富「二次分配」。

推動產業多元

第二，在各行各業避免寡頭壟斷，讓更多中小企參與經濟及社會發展。例如，現時政府賣地或港鐵上蓋招標，土地面積偏大，牽涉龐大資金，變相被少數大型地產商所壟斷；政府基建及工務工程大部分合約金額超巨型，均由少數大型國際工程顧問行及承建商包攬，中小企缺乏相關的資金、團隊等，較難參與，人為製造缺乏競爭的局面，亦未能善用公帑。建議政府可以將不同的項目適當作出分拆，讓更多的中小型發展商、顧問公司、承建商、供應商等參與政府項目的競投，培養出蓬勃的中小企生態。此乃政府可控、可操作性強及有效的「合理調整過高收入」行政手段。

第三，促進產業多元化，解決香港過度依賴金融及房地產等少數行業、經濟結構狹窄的問題。香港需要繼續發展和保持自己的金融行業的優勢，但同時需要為經濟注入活力和創新，而這就需要政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思維才有機會突破。特區政府可對一些新經濟行業（例如創科）提供政策傾斜、財稅補貼、土地基建及人才政策等優惠，協助打造其行業生態。

同時，大灣區產業種類豐富、產業鏈齊全、量產能力強、市場廣闊，香港需要將自己在基礎研發、金融、銷售、營運、專業服務、市場推廣、國際資源等優勢與大灣區有機結合，發揮香港的「兩制」優勢，催生更多產業，為市民創造更多優質就業崗位和發展空間。否則，就是駱惠寧主任所言的「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政府進入市場

第四，政府應主動作出投資，進入市場運作，為市民創造財富、創造就業機會。參考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凱德集團（Capitaland）、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等主權基金或國有企業模式，主動在某些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的行業、產業進行直接投資，而不單是在股票、債券、期權、外匯等作出被動式投資。後者只能為政府帶來資產增值，前者卻能為本地市場帶來新的刺激和機遇，創造就業，助力構建財富「首次分配」，提升社會價值，增加「共同富裕」機會。

至於「三次分配」的慈善捐獻，可透過稅務激勵、社會表揚等方式，以鼓勵高收入企業及個人回饋社會；而政府的「派糖」措施必須兼顧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以及其社會效益，不能演化成為福利主義，更不能變相「養懶人」。承襲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一套治理思維已經過時，特區政府不能再被大財團、有勢力者、既得利益者「牽着鼻子走」而忽略了基層和普羅大眾的社會經濟民生需要。過分信奉「資本主義神話」，始終只會由老百姓埋單。

展望未來，政府需要更加積極主動規劃香港的發展方向，敢於作為，為社會創造向上流動的通道，促進及鼓勵多元經濟發展。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政府要為社會注入新動力、為市民創造新機會，令財富再分配，共同富裕，為市民謀真幸福！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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