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疫情持續之下，愈來愈多學者探討新聞傳媒往後該以什麼模式或何種形式存在，這個研究課題在西方逐漸演變成兩大流派，其中一派主要聚焦「如何救亡」（可稱之為survival school），另一派則關注新時代下傳媒的「存在意義」（existential school）。
這股新聞變革思潮，教人回想起互聯網開始崛起時，傳媒學者便已經想到：當人人也能透過網絡發布新聞，專業記者乃至整個新聞行業的角色要怎樣轉變？其時西方學界亦衍生出兩大流派：以歐洲為首的學者提出「建設新聞學」（constructive journalism），認為網絡言論會令社會更情緒化和一面倒地負面，所以新聞業界要為受眾提供更全面的背景資料去擴闊思考空間，令傳媒作為公權力更具建設性；相比之下，美國學者則較實際，認為應該從報道手法切入，提出以分析答案為本的「解困新聞學」。
到了今天，以上兩套關於新聞變革的新思潮，也分成歐美兩派：歐洲學者似乎接受了人們對閱讀新聞的看法有根本性改變，故認為必須提升新聞的內在價值始能存活下去，着眼點放在怎樣留住有價值受眾；美國學者亦一如既往比較現實，目前聚焦如何拯救服務地區及小眾的新聞媒體，主力研究該以什麼政策資助傳媒而又不會干預新聞自由，認為傳媒也屬於「基建」的組成部分，因此政府批款修補社區建設時，當預留公帑予地區新聞平台。
與此相關而值得留意的還有今年學術界尤其關注之「doomscrolling 現象」──意思是指新冠疫情令許多人像上癮般，不停在網絡尋找令自己感到驚恐以至絕望的新聞。最新研究指出，維持這種狀態數個月後，很多人都出現一方面想逃避新聞（亦即之前本欄說過的news avoidance），一方面又提醒自己必須緊貼時事的情況，於是部分受眾決定縮減使用網絡的時數，但接收訊息時變得全神貫注；另一些受眾則會篩選發布內容的場合，例如只收看官方記者會而放棄任何訪問和評論節目。
荷蘭學者Irene Meijer參考自2005年以來世界各地以受眾為本的學術文章，最近發表了一份「統合分析」（meta-analysis），內容主力研究受眾撇除了哪些因被廣傳而覺得重要的新聞，以及一系列從新聞從業員出發的價值觀（像對優質新聞的定義或哪些新聞應該獲獎）之後，探討新聞到底能為現代受眾帶來什麼核心價值，結果發現三個共通點：一，閱讀新聞終歸是一個學習新事物的過程；二，閱讀新聞乃是加深對他人理解之途徑；三，閱讀新聞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需要。
基於以上發現，Meijer教授提出六個她認為關乎新聞存亡的業界標準：除了經常強調的「準確」（accuracy）與「保持距離」（keeping a proper distance），還有「誠懇」（sincerity）、「聆聽」（listening：受眾其實真正想知道的是什麼），以及「好客」（hospitality：文以載道而非只針對特定受眾群組）和「作為受眾的好友」（being a good friend：即不只取悅對方而會善意批評提點）──我想，這就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座右銘「唯真為善」之最新現代版本吧。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2021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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