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聞價值觀衍生兩大流派
西方新聞價值觀衍生兩大流派

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疫情持續之下,愈來愈多學者探討新聞傳媒往後該以什麼模式或何種形式存在,這個研究課題在西方逐漸演變成兩大流派,其中一派主要聚焦「如何救亡」(可稱之為survival school),另一派則關注新時代下傳媒的「存在意義」(existential school)。


這股新聞變革思潮,教人回想起互聯網開始崛起時,傳媒學者便已經想到:當人人也能透過網絡發布新聞,專業記者乃至整個新聞行業的角色要怎樣轉變?其時西方學界亦衍生出兩大流派:以歐洲為首的學者提出「建設新聞學」(constructive journalism),認為網絡言論會令社會更情緒化和一面倒地負面,所以新聞業界要為受眾提供更全面的背景資料去擴闊思考空間,令傳媒作為公權力更具建設性;相比之下,美國學者則較實際,認為應該從報道手法切入,提出以分析答案為本的「解困新聞學」。


到了今天,以上兩套關於新聞變革的新思潮,也分成歐美兩派:歐洲學者似乎接受了人們對閱讀新聞的看法有根本性改變,故認為必須提升新聞的內在價值始能存活下去,着眼點放在怎樣留住有價值受眾;美國學者亦一如既往比較現實,目前聚焦如何拯救服務地區及小眾的新聞媒體,主力研究該以什麼政策資助傳媒而又不會干預新聞自由,認為傳媒也屬於「基建」的組成部分,因此政府批款修補社區建設時,當預留公帑予地區新聞平台。


與此相關而值得留意的還有今年學術界尤其關注之「doomscrolling 現象」──意思是指新冠疫情令許多人像上癮般,不停在網絡尋找令自己感到驚恐以至絕望的新聞。最新研究指出,維持這種狀態數個月後,很多人都出現一方面想逃避新聞(亦即之前本欄說過的news avoidance),一方面又提醒自己必須緊貼時事的情況,於是部分受眾決定縮減使用網絡的時數,但接收訊息時變得全神貫注;另一些受眾則會篩選發布內容的場合,例如只收看官方記者會而放棄任何訪問和評論節目。


荷蘭學者Irene Meijer參考自2005年以來世界各地以受眾為本的學術文章,最近發表了一份「統合分析」(meta-analysis),內容主力研究受眾撇除了哪些因被廣傳而覺得重要的新聞,以及一系列從新聞從業員出發的價值觀(像對優質新聞的定義或哪些新聞應該獲獎)之後,探討新聞到底能為現代受眾帶來什麼核心價值,結果發現三個共通點:一,閱讀新聞終歸是一個學習新事物的過程;二,閱讀新聞乃是加深對他人理解之途徑;三,閱讀新聞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需要。


基於以上發現,Meijer教授提出六個她認為關乎新聞存亡的業界標準:除了經常強調的「準確」(accuracy)與「保持距離」(keeping a proper distance),還有「誠懇」(sincerity)、「聆聽」(listening:受眾其實真正想知道的是什麼),以及「好客」(hospitality:文以載道而非只針對特定受眾群組)和「作為受眾的好友」(being a good friend:即不只取悅對方而會善意批評提點)──我想,這就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座右銘「唯真為善」之最新現代版本吧。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2021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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