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三成市民的新年願望是希望香港成為廉潔社會，是20年來最高，足見香港市民對一直以來奉為核心價值的「廉潔」非常珍視。

筆者曾在廉政公署任職二十七年，猶記得1996年獲委任為首位華人副廉政專員兼廉署執行處首長時，因為接近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有本地及外國傳媒憂慮回歸後，香港會由「廉政之都」變為「貪污之都」；幸好香港「廉政之都」的美譽一直固守至今，足令全港市民引以為傲。

綜合各地經驗，廉政建設的成敗關鍵在乎地區首長對「廉潔」的堅持和重視，中外亦然。當年的行政長官董建華一直全力支持廉署的工作。當時，雖然大部份國家地區都因為金融風暴的衝擊而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但是廉署卻得到「厚愛」，資源不減反加，以成立「法證會計」和「電腦法證」兩組專業隊伍，調查複雜的商業案件；加強了廉署的調查及執法能力。

然而，真正令廉署能夠不偏不倚地執法的是保持廉署的獨立性。當時，廉署就算處理一些非常敏感的案件，無論是涉及政府高層抑或中資機構，董先生也從沒有干預，亦不加評論，以免有人捕風捉影，以為其施加壓力。我曾造訪不少聲言有仿效香港廉署的國家，但暫未發現他們能有效反貪，關鍵就在於他們的反貪機構並非獨立，而且常常受到政治干預。

所以任何人在接受廉署調查期間，試圖接觸特區首長或中央政府以求向廉署施加干預或壓力，行為絕對可恥，必須受到強烈譴責及嚴懲；否則，勢必衝擊廉署與廣大市民在香港近四十年建立下來的廉潔文化、以及使我們引以自豪的廉潔制度。此人必會成為市民的公敵，必須受到嚴斥、嚴辦！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3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