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姐，我是《南華早報》記者，上周六在書展訪問過你，我還有一條問題。」這位外表斯文的女記者，死心眼地「狩獵」我們愛國陣營作者，問題有預設立場，包括：「有人舉報書展中有書商賣的書涉嫌違反國安法，你如何看？……這是否反映國安法收緊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否寒蟬效應？」

同被她「捕捉」的屈穎妍，翌日在《大公報》指出：「反映這些年偏頗新聞是怎樣造成的」。為何她仍奪命追魂般纏着我不放？

當天，我反問她：「你要我評論書商是否自我審查，把政治人物書下架，以此反映國安法收緊出版自由。你記否前年黑暴，暴徒到三中商肆意縱火焚書，把作者和書商的心血付之一炬？三中商一直是開放平台，左中右出版商的書都發售。即使佔中後，三中商未禁售黃之鋒、羅冠聰等人的書。但暴徒要毀滅三中商書店。焚書，是對知識份子的侮辱，是對文化界的恐襲，究竟誰扼殺出版自由？」

說到扼殺言論自由，有誰比對反黑暴作家進行起底更卑鄙無恥？我因批評黎智英、批評違法暴動和支持警察執法而被起底，我和丈夫、女兒、菲傭和一條狗，都被誅連九族式起底，只有狗狗因沒臉書而倖免。我受過全套服務，包括深宵收粗口電話。假稱追求自由民主的偽君子，何曾站出來反對？何曾捍衞過言論自由？

我對女記者的問題，只答四個字：「依法辦事」。但相信喚不醒她。她會用同一個網，捕捉其他獵物，誰不知自己就是網中人，被教條思維牢牢綑綁住。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21年07月20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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