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書展參加了一個聯合講座，有一名《南華早報》的女記者一直誠誠懇懇等到最後，等所有賣書活動完了，等所有簽名拍照的粉絲走了，等到連工作人員都收拾離場了，這位斯文小記仍然鍥而不捨地捕捉每一位講者，作最後訪問。

我是其中一位講者，於是也是「被捕捉」之列。

訪問跟講座題目一點關係都沒有，跟我們出版的新書亦無半點關係，寫這件事，因為覺得這是新聞界一種慣常手法，也多少反映這些年偏頗新聞是怎樣造成的，於是以此為例，給讀者開開眼界。

我的答案並非記者想要的，大概不會被報道，故在此跟大家簡述：

記：有人舉報書展中有書商賣的書涉嫌違反國安法，你如何看？

我：書展中有人犯法，報警是正常的，如果你發現有攤檔賣毒品、賣黑社會書，你都會舉報吧？

記：有些書商自我審查，把一些涉及政治或政治人物的書都下架了，這是否反映國安法收緊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我：請問被下架的是什麼書？記：一些政治人物如黃之鋒的書、陳淑莊的書，還有關於2019年示威的書……

我：黃之鋒及陳淑莊不是政治人，是罪犯，這不是我說的，是法庭判的。罪犯的書，下架有問題嗎？關於2019年，那不是示威，那些不是示威者，那是暴動，那些是暴徒，我相信全世界書展，都不會容許有書商售賣歌頌暴亂、讚美暴徒的書。

記：未知有否犯國安法就舉報、就自我審查下架，是否寒蟬效應？

我：警方一直都呼籲市民見到有可疑就報警，有讀者看到那些書覺得可疑，報警，是正常做法，至於有沒有犯國安法，不是你和我說了算，執法機構自會評定。不想被舉報、被下架，就不要出一些挑戰法律的書。

小記者很努力找不同的人，問相同的問題，我欣賞她的勤奮，也替新聞界憂心。走在地上的記者，都是帶着立場來採訪，他們都設定問題、想好答案，就是要找一把口替他們說出來。這不健康，甚至已成病態。

我們的講座題目是希望找尋社會重新上路的方向，例如陳莊勤律師提出1972年港督麥理浩推出的十年建屋計劃，為什麼英殖時代可以，我們今天不可以？如果我是小記者，我會以此為題發揮，寫一個專題報道，看看當年英國人是怎樣解決房屋問題的，今天我們又遇上什麼障礙，而不是只聚焦一些書展的犯罪行為的舉報，這不是更有意義嗎？這不是一個傳媒人的社會責任嗎？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21年7月19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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