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過去幾年，世界格局不斷變化，地緣政治異常複雜，香港更成為大國博弈的戰場。過去一年，國家落實了香港國安法，而完善選舉制度亦完成立法程序，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個契機，能夠由亂走入治。就此，我們需要尋找良政善治的方法，回應時代訴求，而民建聯早前提出「變革香港」，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更是重中之重的改革環節，因為主要官員問責制於2002 年推行至今，存在至少六大不足，令到其成效與當初推行的目標有落差。

首先，歷屆政府團隊都未能展現強烈的共同理念及經歷，特首因為不能夠擁有政黨背景，以致委任的問責官員來自五湖四海，難以建立團隊默契。一旦遇到危機及重要政策時，市民看不到問責團隊合力為政策護航，共同化解危機。2019 年的黑暴是明顯的例子，不少市民都批評團隊未能有效發揮應有的團結力量。

其次，問責制未能有效廣泛吸納社會精英。社會期望問責制能打破只有公務員參與管治的情況，但特首組班卻遇到不少困難，加上香港是個熱廚房，不少有志之士都不願加入政府。現屆政府共有20 名問責官員，當中七成來自公務員團隊及紀律部隊，若不計由政黨推薦的人才，真正透過問責制而吸納的社會精英人數，確實比預期中少。

建立清晰的從政階梯

第三，問責制未能建立一個系統的人才庫。現有問責制的設計未能為有志從政人士，建立一套清晰的從政階梯，讓他們放心加入管治隊伍，例如有調查指曾任政治助理的34 名人士中，只有3 名最後能夠晉升為副局長。可見，政治助理與副局長之間便出現斷層問題。

第四，問責制未有適當地完善問責方式。問責制要求官員為政策成敗或個人操守問題，承擔責任。但何謂重大政策失誤沒有客觀標準，亦欠缺廣泛的社會共識，而過去因推行政策失誤而承擔責任的官員亦非常少。因此，在市民眼中，問責制並未能體現問責精神。

第五，團隊的分工及政策局的設置，沒有與時並進。土地房屋的問題，是社會廣泛認同必須即時解決的深層次矛盾。但在現屆政府架構之下，由發展局負責土地規劃及開發，房屋政策則由運輸及房屋局制訂，這個跨局架構自然未能有效推動大規模興建房屋的措施。

最後，現行的管治架構未能讓問責團隊有效領導公務員。在現行管治架構下，局長對政策局內的人事任命沒有合適的處置權，但問責制卻要求局長負上所有責任，這個權責不相稱問題有必要檢討。

現在是一個改革的年代，亦是一個需要良政善治的年代。民建聯早前提出「變革香港」，就是要回應時代的訴求。筆者會就此重大議題，繼續推動議會辯論，並期望社會各界就良政善治多提意見，集思廣益，讓我們稍後制訂具體建議時更加完備。

原文轉載自《商報》 2021年6月25日

原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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