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論者以政府行為妨礙市場效率的論調，批評政府當局實施奶粉「限帶令」，及讓樓市軟著陸等一系列民生舉措。同樣的觀點，也成為質疑港府未來產業政策成效的立論基礎。

誠然，社會就個別政策的推行方式、手法及調度，有否改善空間而進行討論，能夠集思廣益，為改善施政提供重要參考。但動輒將當局的政策，曲解為與市場「對著幹」的反市場行為，既偏離事實，亦無助解決問題。

以政策穩住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調控樓市，及讓政府扮演經濟推動者角色的做法，既不罕見，亦非香港獨有。單以樓市為例，公屋、居屋等資助房的存在及受歡迎，正好說明政府介入市場的必要性和貢獻。香港現今樓市的種種失衡現象，與之前的資助房供應減少，市場過度依賴私樓來滿足住屋需要，有莫大關係。

將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簡化為極端的二元對立，在邏輯上也說不過去。平心而論，相信大家也不會否定市場也有失衡、失效的時候。否則，我們如何解釋次按風暴、科網股爆破，及經濟大蕭條等環球經濟危機的出現？若「市場萬能論」能夠成立，長期高踞環球經濟自由度排行榜榜首的香港，也不會出現貧者越貧、社會晉升階梯收窄、產業過度單一化，以至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等，亟待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再者，適度的政府行為，以理順長久積累的市場流弊，是應對香港當前面對種種社會民生、以至經濟發展問題的不二法門。例如剛實施不久的樓宇實用面積、實用率披露，及「清水房」展示等安排，便針對性地改善了樓宇買賣中訊息不對稱的現象。政府早前因應嬰兒奶粉短缺而設立的「港媽」電話訂購熱線，既加強資訊流通，亦有打通供應的作用。這些都是當局提高市場透明度，減低市民購買成本，糾正市場失效的典型例子。

至於「限帶令」和樓市辣招等措施，前者為香港嬰兒穩住奶粉供應，成效立竿見影。後者相信是在資產嚴重泡沫化，廣大市民置業遙遙無期的高風險、高期望落差環境下，而採取的非常手段。社會大眾就個別措施於操作上是否有更恰到好處的安排，不防多加探討。但問題的核心在於，私營市場只根據利潤最大化、價高者得等商業原則運作，普羅大眾的福祉並不包括其中。倘若政府因循成習，墨守成規，受害的肯定是廣大市民。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3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