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世界頂尖的新聞及傳播學學術論壇──「國際傳播學協會年會」（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行內簡稱ICA）剛於本周一結束。學者一連五天圍繞今年主題：「傳訊、連繫和社會公義」作深入討論，當中最吸引我的是關於解困新聞學在全球各地正如何發展。

北美方面，由於解困新聞學在過去十年，已經在不少新聞學院以至傳媒平台落地生根，是故美國學者們於本年度會議的討論較為宏觀，多聚焦在如何將此報道手法提升成為一個genre（意思指一種獨特的新聞「類別」或「風格」），特別是跟近期又熾熱起來的「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融合，以促進世界和平進程，並跟追求官能感覺之「戰爭新聞學」有所抗衡。

歐洲方面，以法國媒體走得較前：當地在2017年開始積極推動解困新聞學，更出現了專注解困新聞的傳媒平台。根據近期一項訪問了共28名總編與資深記者的研究發現，當地業界推動解困新聞學並非完全基於理念，而是編輯們普遍認為，解困報道手法對讀者的宣傳甚為有效，讓傳統報章在新聞製作時，能夠在內容和取材方面有更清晰的取態和定位。

亞洲方面，筆者於香港過去8年製作的節目，亦成為學術研究的素材，畢竟亞洲業界，暫時就以香港在解困新聞學方面有較多討論。學者認為，香港的解困新聞主要有三種功能：監察（watchdog）、促成（facilitator）和建構（constructor）──研究以新冠肺炎期間的解困新聞為基礎，指出解困新聞故事一方面批評政府的抗疫宣傳之不足，同時協助受眾應對眼前困境（例如解釋中小企可怎樣申請資助），並探討如何進一步支援其他業界，讓政策更「貼地」。

至於香港跟西方解困新聞最大的分別，是這股思潮在北美和歐洲主要影響新聞從業員，企圖轉變新聞製作的方式，而香港則集中於引導受眾閱讀新聞的思維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若視「解困新聞學」為一種製作流程的創新模式，歐美國家可以說是主要從供應方面着手，相對於香港的做法乃是由需求層面切入，希望受眾在接收訊息時能夠清楚定義問題，並把注意力放在答案是否有效、可行、可持續之上，避免民粹式批評。

學者又發現香港的解困新聞學模式跟「智庫新聞學」（think-tank journalism）相近，以提供「答案為本時事評論」（solution-based commentary）為骨幹，但美國的解困新聞學報道卻刻意避開這種內容──箇中原因，主要是因為文化差異：美國的智庫文化盛行多年，跟兩黨在歷史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在美國推動解困新聞學，務須跟智庫劃清界線，避免支持者以至捐款者對兩者混淆；相反香港的智庫組織一直未成氣候，另一方面大部分時事評論，又傾向以批評政治對手為本，故此解困新聞學便有空間把「如何思考答案」的方法引進時事評論之中。從這個角度分析，則北美及亞洲的做法，本質上跟歐洲推動解困新聞學以尋找更清晰市場定位雷同。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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