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全球頂尖的傳播學學術會議：國際傳播學協會年會（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本周舉行，今年主題是「傳訊、連繫和社會公義」。不少學者都關注在新冠疫情下，人類如何改變溝通模式，以及隨之而來的網絡監控新趨勢。
會議內容跟香港尤其相關的，是3大普通法國家（即美國、英國及澳洲）正如何透過立法推動新一輪網絡監控。跟歐洲許多實行成文法的國家（主要由德國和法國牽頭）不同，普通法法域一般並不主張透過網絡監控來管制仇恨言論，認為應該只聚焦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violent extremism）所產生的內容。概念上，成文法國家阻止仇恨言論散播的做法，主張防患於未然；普通法國家則傾向保障言論自由，故政府往往把監管責任推卸予相關網絡平台，要求有問題的內容出現「之後」才盡快刪除。
澳洲交網絡中介把關 惹爭議
普通法法域中，又以澳洲在網絡監控方面的法例走得最前。箇中主因，源於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基督城發生的「Facebook直播槍擊案」--鑑於槍殺51人之兇手為澳洲人，澳洲國會在巨大的群眾壓力下，在3周內以極速通過了《禁止散播殘暴內容法案》（Criminal Code Amendment〔Sharing of Abhorrent Violent Material〕Act）。這條法例明顯把監管網絡的責任，推給社交網絡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法律上統稱為「網絡中介」，即internet intermediaries），包括要求網絡中介公司盡速刪除一切涉及恐怖襲擊和暴力罪行（如傷人、拐帶、性侵）的內容，並同時向聯邦政府指定機構通報，違例者可被罰款及監禁，而涉案企業最高罰款額為該年度收入之10%。
科技業界和學者認為上述法例有兩大問題：首先，條例不少要求在執行層面自相矛盾，像要求網絡中介公司「盡速刪除並通報恐襲與暴力內容」，這項法律責任一方面要求企業詳細查證，但核實需時，故此便跟另一方面「必須盡最快速度」之規定有所牴觸。
再者，基於條例有許多諸如此類的矛盾點而造成灰色地帶，故從企業角度考量，客觀結論必然是為求不被罰款，加上負責人不想干犯刑事罪行，於是社交網絡平台在刪除內容時便寧緊勿寬，繼而嚴重削弱言論和表達自由。事實上，澳洲在通過此新法例後，網絡中介公司與政府一直未能就何謂「令人厭惡的暴力內容」（abhorrent violent content）有所共識。
英聚焦用戶 引入「謹慎責任」
相對澳洲國會針對「速度」要求業界監管網絡內容，普通法源頭的英國則聚焦「用戶」來提出法例修訂：保守黨政府前年撰寫的《網絡傷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 Paper），重點在於引入「謹慎責任」（duty of care）這個法律概念到社交網絡的日常營運之中，意思是網絡中介公司若然不謹慎處理（包括篩查和刪除）跟恐襲和暴力極端主義相關的內容，便有機會因疏忽致罪，亦即香港法律制度經常提到的negligence（疏忽）概念。
英國現時朝這個方向推動立法加強網絡監管，其主要原則是要求網絡中介公司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刪除內容，而必須因應用戶的狀況：例如就未成年人從網絡接收的內容，網絡中介公司便要在篩查時，較一般用戶更為敏感；另外，假如有關當局發現個別種族人士正被恐怖分子盯上，作為招攬對象，網絡中介公司亦須作出對應配合。
不過，英國政府建議的網絡監管方式也有兩大問題：最明顯的漏洞，是負責國家安全的單位極不可能會向網絡中介公司透露其調查方向，故難以預早識別哪些用戶才屬於恐怖組織針對的高危目標（vulnerable targets）；其次，是網絡中介公司難以核實用戶的「真身」，與登記時所報稱的資料是否一致，畢竟很多用戶會為自己製作網絡替身，在英國不會考慮推動實名制登記的前提下，根本難以確認用戶是否已被恐怖分子盯上，遑論就算同一類用戶當中，個別人士接收同樣信息後的反應可以大相逕庭的問題。
美草擬法案 研AI篩查內容
那麼，美國方面又打算如何立法加強網絡監控？由於今年1月6日發生國會山莊騷亂，促使跨黨派認同網絡中介公司需要承擔更大責任，特別是關於如何偵查國內恐怖活動。據之前草擬的《國家網絡平台及國土安全委員會法案》（National Commission on Online Platform and Homeland Security Act）來看，美國的網絡監控將會朝兩大方向發展：第一，是研究如何透過立法，進一步推動以人工智能（AI）篩查與恐襲相關的內容；第二，是如何防止恐怖或極端組織，利用社交網絡來達到各種目的。
美國國內目前的政治共識，是網絡中介公司必須提高其運作透明度，包括定期向國會滙報篩查內容的原則和運算法，並公開各項被篩查內容之統計及走勢數據，讓公眾及學者能夠透過分析作監察。另一重點，是偵查並盡早關閉虛假帳戶，而相關數據亦必須公開--「提高透明度」此建議看似很合理，可是實際操作時的最大問題，是社交網絡巨擘擁有的數據極多，政府和民間機構基本上欠缺人力物力詳細分析，從而達致有效監察，結果等同業界自我規管說了算。類近情況曾在監管金融機構層面出現：政府單位無資源就銀行和保險公司所提供的大量資料作全面分析，疏於監管下，便無法及早發現2008年的金融海嘯。
參考國際標準 考量假新聞立法
以上3大普通法國家立法規管網絡的新趨勢，對香港之最大啟示有二：其一，是在香港無法實行內地那種網絡全面監控模式底下，特區政府不妨參考西方國家的所謂「國際標準」來完善國安制度，強化監察系統；其二，是普通法法域相關法規走向，對未來特區就假新聞和誤導資訊立法，提供重要的考量點，包括：網絡中介公司的角色、定義誰屬最易受影響的高危群組、刑事和民事責任的罰則、如何定期滙報哪些數據等，皆為往後舉行公眾諮詢時不可迴避的課題。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21年5月24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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