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作為美國頭號大報的《紐約時報》，縱然對外仍然高舉自由主義之旗幟，內部卻因為新聞激進主義衝擊，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文化內戰」──最新發展是上周《紐時》有超過650名來自各科技部門的員工（包括：軟件工程師、網絡設計員、數據分析員及產品經理），正式另起爐灶成立一個新工會，要求管理層更積極回應他們的訴求。
所謂「新聞激進主義」，學界自本世紀初的定義多數圍繞記者充當社運人士（activist-journalists）的角色來報道新聞，也有政治立場左傾者稱之為進步新聞主義（progressive journalism），而近年美國因應「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亦開始出現「社運新聞學」（movement journalism）的說法。過去這種製作新聞的方式一直被視為另類手法，包括報道以第一身敍述而內容有強烈引導性，近期學者則日趨關注激進報道手法如何影響主流傳媒。
抨編採立場火力最猛一群
例如新聞激進主義除了在《紐時》的「軟件」（內容取材、記者立場、寫作風格）內顯現，這兩年亦慢慢滲透機構的各「硬件」之中，意思是新聞部以外的其他支援單位，開始影響傳媒的立場乃至編採工作，尤其過去十年於傳媒數碼化過程中，擔當關鍵角色的那些科技部門員工。
一眾科技員工由於沒有接受傳統新聞系教育之包袱，又因為經常接觸網絡言論，故此對《紐時》過分褒揚新自由主義，一直深感厭惡。此外，不少科技員工又不滿高層和資深編輯的科技採用程度（technology adoption）太低，導致思想保守兼「離地」，從而構成了世代之爭，並深化內部矛盾：有時科技部門負責製作的員工，甚至不完全按編輯指示行事；而支援部門對編採內容，亦會直接或透過社交網絡向公司提出抗議。
宏觀而言，促成傳媒科技部門崛起的原因有二：
首先，支援部門的意見過去難以傳到高層，但疫情下許多人在家工作，於是透過企業內部通訊程式（例如《紐時》的Slack），公司上下的聲音更多機會共冶一爐，令批評編採內容和立場火力最猛的一群，亦往往變成來自那些深諳科技（並經常在內部通訊群組發表意見）的新世代員工。
其次，是愈來愈多媒體的收入模式，由過去以廣告主導變為訂戶主導（subscription model）。這種轉變鼓勵個人發展為網絡紅人，於是不論在前線還是在支援部門的傳媒從業員，很多為求出位都經常在網絡發表嘩眾取寵的激進內容，寄望他朝有足夠贊助時便能自立門戶。由於傳媒員工不再純粹追求升職，加上廣告商對傳媒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故管理層對下屬的掌控性便隨之減低，間接令內部矛盾日增。
事實上，社交網絡對新聞業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製造輿論，而變成實質地干預傳媒企業的內部運作，單單看《紐時》過去一年，網絡輿論已成功左右編輯部最高領導之繼任人選、部門主管晉升安排，甚至是否需要改動頭條標題，及抱持什麼立場的人才有資格發表評論文章。當西方社會繼續強調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對人權與民主發展的重要性之時，人們不妨反思一下：究竟號稱西方第一大報並自言為捍衞編輯自主而無畏無懼的《紐時》，其編輯及人事任命決定權，到底是在自己、還是在社交網絡的手上？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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