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十四五」規劃開局、中美交鋒變陣,香港亦由亂及治,內外形勢迎來世紀變局。伴隨「東升西降」,特別是中國已「平視」世界,香港媒體毋須再戀殖仰從西方視角下的價值觀和話語權,而應在新局中找準座標定位,借助「一國兩制」和國際訊息中心賦予的機會和條件,構建新傳播平台,闡發中國價值,不再拘囿於西方「教師爺」式話語指揮。
中美「2+2」高層戰略對話的開場插曲,在輿論話語和傳媒效應的激化下,發揮強勁的槓桿張力,突顯中國的自主和自信,彰示大國博弈和「價值外交」的新轉向,成為時代轉折的註腳。須知,話語權既是權利也是權力,國際話語權更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並從本國利益出發,進行政策、立場與觀點的表述;而「說話」的主題、場設、輕重,以致外界反應,則外溢整合為實力和效力的體現。
至於香港,因應特殊的歷史和地緣因素,早被經營為國際訊息情報中心和傳媒話語平台,但從未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即使經已主權回歸,並且進入「後真相」的訊息戰年代,部分新聞業界無視矛盾日顯的東西觀念歧異,仍偏執於西方的一套,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時評清議,都帶有強烈偏見,更不惜呼應西方對華的政治圖謀;相反卻欠缺香港的立場、內地的角度。香港空有話語權和對內對外的廣闊話語市場,卻甘當西方輿論的追隨者、「拒中反共」的揚聲器!要妥切應對,唯有整治輿論話語。
第一,在新媒體時代,一人一手機就可搶奪輿論話語權,加上西方價值的壟斷性地位,輿論和「民意」都可被影響、引導、控制,甚至「製造」,而訊息處置的不對等,更往往令公眾話語權失衡,甚至出現一面倒的輿論傾斜、報道失實或觀點偏歪,連串的政爭動亂風潮,禍因正源於此。因此,當局不能繼續政治軟弱,必須改變過往的「小政府」放任思維和作風,依法加強傳媒管理和輿論導引,防堵「拒中反共」政治勢力借新聞和言論自由之名蠱惑人心。
第二,當局應與媒體平台智庫學術機構進行傳播合作,構建新傳播平台,提出核心理念,主導議程設置,傳遞中國聲音,回應外界關切,並且通過香港輸出話語,引領香港和國際輿論,突破全球話語被四大外媒(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法新社)壟斷的格局。
第三,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當局應積極支援業界在愛國愛港的主基調下,提高新聞報道的綜合評述深度,對時事評論的理論理據的剖析深度,並且增加第一手訊息和深度解讀,即時澄清外界的認識模糊,從正面務實的角度,增強自身話語的主動權和影響力。
第四,長時間「以西為體」的新聞教育,加上新媒體和「網紅」暴現,有需要培育愛國愛港的新聞人才,和支援網絡的「沉默受害者」,以便輿論話語在大局中找準座標定位,已成為當前急務。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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