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應該發展創新科技產業？20年前，社會對此是沒有共識的，那時流行一句話「hi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但經歷過去20年的風風雨雨，香港經濟結構狹窄的弊端日益顯現。香港過分依賴金融、地產等少數行業，而且利益格局相對固化。香港近30年來幾乎再沒有出現白手興家的大企業家，這與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經濟快速轉型時期，香港產生一批在整個華人世界都引以為傲的大企業家形成鮮明對比。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香港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

全球量化寬鬆以後，資產收入增長速度長期以來遠遠高於「打工仔」薪金收入的增長速度，貧富差距逐步加大。這是很多國家都存在的問題，但香港依賴金融和地產的經濟結構令到這個問題更加顯著，社會也因此充斥着普遍的強烈不公平感。同時，低稅制原本是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最大優勢，但卻使得政府難以採用類似部分歐洲國家的辦法，通過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

在此背景下，通過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香港創造新經濟增長點和更多優質就業機會，是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和年輕人上游機會問題的重要手段。

然而，香港的創科生態在香港特有的市場環境下卻有很多局限，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以致十多年來香港創科產業進展有限。

一是創科需求和人才供應皆不足。由於本地製造業已幾乎完全不存在，即使在珠三角的港資加工企業，絕大部分也是勞動密集型，缺乏對創新科技的需求。本地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基礎薄弱，企業規模小、人才缺乏。創科企業員工薪金水準較金融、法律、醫生等高薪行業差距大；本地大學以基礎研究為主，考核指標主要看在外國期刊發表論文的國際排名，大學從機構到教師都缺乏開展技術轉化的動力和誘因；而本地很多學生因為就業前景對於理工、工程等專業不感興趣，形成創科需求不強和人才供應不足的惡性循環。

二是研發（R&D）的投入不足，氛圍不濃。如果與相鄰的深圳比較，2019年深圳研發開支相對GDP比重為4.9%，其中九成屬企業投入。同期香港的相關數據是0.92%，其中企業投入佔比不到一半。若計算企業研發投入資金佔GDP比重，香港僅為深圳的十分之一，可見香港工商界對本地創科產業研發投資的力度不大，興趣也不濃。本屆政府上任時曾經承諾於5年內將研發開支提升至佔本地GDP的1.5%，現在看來實現的希望似乎不大。

三是沒有與內地和海外企業科技研發資源形成有效聯動。雖然毗鄰的珠三角地區有眾多創新科技企業，內地也有大量創新科技企業在港上市，很多海外科技企業也在香港設有辦事處，但目前極少有內地或國際知名創新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大型研發中心，所設的辦事處都以財務和市場推廣為主。

四是近年來政府雖然對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態度漸趨積極，但仍缺乏具體的產業規劃和「招商引智」的手段。儘管創新科技企業可獲取政府基金資助，但審批過程冗長緩慢，又缺乏靈活調整的空間，不能適應科技和市場快速演變的需要。

因此，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需要有新思維。在這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經驗其實可以借鑑。香港本身經濟體量不大，卻能夠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是因為起到了一個平台的功能，匯聚了海外和內地的大量金融機構在此運作。

香港在創科發展上現在也面臨一個歷史機遇，因為現在國家已確定科技戰略，要利用中國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吸引全球科技資源，實現中國科技創新的「自立自強」。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方面有得天獨厚優勢，如果做好平台功能，可以吸引到內地欲招攬國際科技人才的大型科創企業，以及欲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海外科創企業，在香港設立大型創科研發中心，從而改變香港的創科生態。

要成為內地和海外大型科創企業的國際研發平台，香港需要在土地空間和科技人才工作簽證上予以特別安排。就土地而言，必須選擇具區位優勢的地區，使得各種科技要素能夠在香港與內地之間便利流動。從區位條件上看，深圳河南側的新界北地區最為理想，其現有多處陸路口岸聯通內地，而且現有的河套科技園，以及皇崗、羅湖口岸搬遷到深圳一側「一地兩檢」之後所騰空出來的土地，都是中短期內可以使用的土地。

這一區域如能得到國家進一步的政策支持，有望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吸引香港本地、內地和想進入內地市場的國際創科企業和人才，從而建設成為世界級的科技樞紐及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可通過「以點帶線」的方式，先從河套區起步，再逐步擴展成為沿整個新界北口岸地帶的「香港國際科創走廊」。而「香港國際科創走廊」的建設，也將改變一直以來香港只有維港兩岸這一單一城市中心的狀況，實現南北雙中心的發展新格局。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3月24日

原圖：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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