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鳴
今年二月底，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全國貧窮人口清零。在二○一二年中國訂下絕對貧窮的標準，那時估計共有九千八百九十九萬人屬貧困人口，及八百三十二個縣是貧困縣，經過八年努力，現在兩者都已清零了。
近億人在八年內全部脫了貧，這是巨大的造福人類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義及從中得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我們不可粗枝大葉，應該深究其貧窮的標準，所用的策略及背後的理論。
貧窮有所謂相對貧窮及絕對貧窮，相對貧窮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數打上一個折扣，低於這個標準的便叫貧困，例如按經合組織所用的標準，因為中國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二○二○年是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元，中國的相對貧困線應訂為此數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為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元以下的，便屬貧困。世界銀行所用的標準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一，即九千一百八十元。採用相對貧困線的地方，貧窮人口幾乎絕不可能清零，因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數及貧窮線同樣會水漲船高，總會有人活在貧困線下。不過，聯合國也訂有絕對貧困的標準，現時是每天人均收入為一點九美元，大約等於每天十二點四元人民幣，或每年四千五百二十元左右。
中國用的是絕對貧困線。二○一二年訂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千三百元，到了二○二○年，則因購買力的變化，已改為每年約四千元。這比聯合國標準的四千五百二十元低了百分之十三，這是否標準太低？這說法不對，因為中國的脫貧標準除了收入以外，還加上了一些條件：不愁吃不愁穿，有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及住房安全，這些都涉及額外的經費。
我們長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會，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億貧窮人口拉離貧窮陷阱的困難。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多國人口的收入並非上升，而是停滯及甚至下降。據經濟史大師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研究，從漢朝至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左右，二千多年才有這麼一點點，可知脫離貧困陷阱是如何的艱巨。一九七九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的獲獎演講《貧窮經濟學》字字鏗鏘，當中有段說話，我記住了四十多年：「世上多數人都貧窮，所以如果我們懂得有關貧窮的經濟學，便等於懂得經濟學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數人都靠農業為生，所以我們若懂得農業經濟學，便等於得悉大部份有關貧窮的經濟學。」正因為這段說話，我讀研究院時還特地修了幾門農業經濟學，這對幫助我了解中國的減貧策略，大有幫助。
按照舒爾茨的理論，幫助農民脫貧要先明白他們的行為規律。農民與其他人民一樣，都十分理性，一樣要面對不同的制約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規的經濟學完全可解釋他們的行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釋力很差。舉個例子，印度的傳統農民窮得要命，但他們常不肯投資改善生產力，反而會把一生積蓄用作「無用」之事上，婚嫁及喪禮會把積蓄用光用盡，但其原因不是文化習俗，而是因為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在五十年代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有了新的進步，新的種子若有適當的灌溉及化肥，產量會大增，印度農民立時反應，把積蓄都用在水利及購買化肥之上。此等發現，與中國脫貧的經驗也脗合。
中國脫貧的手段很多，內地有些很優房的電視紀錄片也有記載。其中一條便是利用新科技去為農民製造致富的機會。一些住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如何能與全國甚至世界的大市場連結起來？電商網便是其樞紐，但誰會懂得利用互聯網為己脫貧？這需要一定的知識及意志。
這便又來到舒爾茨的理論。他是「人力資粗」這一概念的原創人，最為重視教育。政府或社會要做的，是要為包括農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機會，但真正的教育，必須人民自己願意努力，投資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們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誘因耗費資源去學習？這需要讓他們看到投資在教育上會帶來可觀的回報。內地的策略有電商賦能及扶貧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等，具體措施處處地方不盡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現有環境，但亦與經濟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壽命及健康改善，學習而來的知識會有更高的回報，可激勵人民更好地學習。
解放初期，中國人民人均壽命不足三十五歲，今天則是七十七點三歲，試想若經十多年寒窗苦讀，耗掉了生產的時間後，過不了幾年便一命嗚呼，誰還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接受教育？
中國脫貧之所以能夠成功，我相信與近年新科技（例如電子支付、網購平台、快速運輸及大數據）的井噴式發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鐵路公路無遠弗屆，連窮山惡水一樣可到有莫大關係。中國用的策略不是輸血式的扶貧，而是為貧民創條件，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斷上升，徹底打破跌入貧窮陷阱的宿命。授之與魚不若授之以漁，中國剛脫了貧的人民，收入還會繼續上升。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21年3月19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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