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是香港七百萬市民的共同願望，但卻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任務。在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香港的政治結構和生態都是有其獨特性，所以普選行政長官，不只是政治理論的問題，也是政治現實的問題。理論說得通，現實闖不過，也是徒勞無功，望普選之門興嘆！　

對於普選的定義，在理論上都只是局限於選舉權，而不一定擴展到提名權。香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央政府仍然有對行政長官的實質委任權。本欄在過去幾星期，也詳細分析了香港獨有的建制派和反對派的政治現實。建制派不是用政策政見來定義，而是取決於對現制度的擁護和對中央政府權威的認同。中央政府也一再強調，不會委任反對中央政府的人當行政長官。所以被定義為反對派的人士，不能像外國的反對黨般，贏了選舉就上台執政，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的政治結構。

這種政治結構，只要小心分析，是不難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合情合理。但在政治現實上，要落實普選，卻要走完五部曲，而其中一步，就是要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支持。過這一關，是必要條件，所以在理論上說得通，還要在現實上闖得過。

在理論和現實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排斥性時，要落實二零一七年的普選，就需要創造一定空間。首先，參選和出任是兩個層次的問題，而泛民也不完全等同反對派，跟中央政府對抗的政治關係也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所以這些空間雖然不是很多很闊，但還是有可以落墨之處。社會上也有不少人士，希望最終可以理論和現實並存。但要成事，信任是不可或缺，也是重中之重。存在互信，就可以創造空間，互信愈高，空間愈大。建立這種互信，也不只是為了二零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也是開拓二零一七年之後的政治新局面。建制在立法會只有六成的席位，其實也遠不如人意。在正常的政治情況下，建制擁護現有制度，認同中央權威，就算不是百分百，也應該佔絕大多數。擴大建制，消弭建制和反對派的強烈對立，是改善特區管治的一條出路。所以建立互信不只是為了落實普選，也是拓展未來政治的新面貌。

但當社會不少人士努力去營造這個空間時，卻不斷有人去削弱，甚至破壞這種努力，「佔領中環」是其中一個代表作。「佔領中環」特別之處，是事先張揚。事先張揚的目的，就是用來作為一種威嚇的手段。事實上，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也毫不掩飾地坦白承認，他們就是要用「倒迫」的手段。個人反對「佔領中環」，不只是因為它本質是犯法，也會對社會造成不穩定，更重要是完全摧毀中央政府和泛民的互信：「你威迫我，我點會信你！」

「佔領中環」這運動鬧得滿城風雨，對為二零一七年普選創造空間，已經是致命一擊。但不同派系的泛民人士，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朝著破壞互信、挑起疑慮的方向走。在本月三日《明報》李先知的「聞風筆動」專欄內，報道了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煽動反對派倒梁，並且介入二零一七年普選方案。這些報道，我們無法證實，但事隔十多日，卻未見有當事人有所澄清。如果這種默認的態度真的反映了事實，把香港政制發展拉入了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進去，於建立互信、創造空間又有何益？

「拉美」還不止，一些泛民議員在九月三日於香港和台灣同步刊登撤換特首的廣告。要求行政長官下台，其實只是政治意見的表達，支持梁先生執政的可以講，反對的也可以講。放諸任何社會，總會有人不滿行政首長，表達也是個人權利，登報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但要去到台灣登，而且在「深綠」的報章登，標題是：「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把中國和台灣分開對立起來，究竟是意何所指？台灣島內，通常也用上「兩岸關係」來形容，這封「給台灣政府及人民的公開信」，主旨目標根本不是公開信副題中有關中國新移民和自由行旅客。因為在台灣，根本就沒有幾多個中國新移民，而台灣人口中的所謂「陸客」，去年也只有二百五十萬，只是香港的百分之七。陸客赴台，一定要坐飛機和乘船，香港的情況根本沒有可比性。而這二百五十萬的陸客，也滿足不了台灣的經濟需要。所以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不過是為他們在台灣刊登廣告去製造一個藉口，而「中國」和「台灣」的字眼，正如香港一些報章的分析，目的只是刺激北京的敏感之處。

當香港即將展開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正式諮詢工作，關心政制發展前途的人士應該盡量營造良好的政治氣氛，促進溝通，建立互信。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先來「佔中」，再來「拉美」，然後「獨台」。三合一連珠炮發，那是為成事而做，還是為敗事而來？(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3年9月17日

圖: discoverh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