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政論高手盧永雄寫了篇文章《一個英國「二流政客」 為何可以當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他做了堅實的資料搜集，把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上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做了十五年港大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敏、反對派頭領李柱銘等人的關係，串連起來，讓大眾漸漸看清香港法律界的政治陰謀。
盧文提到，今日專門幫黑暴打官司的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原來是在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那年從英國來港，專責起草《香港人權法》。
今日的法律界重要位置，原來早就一九八四那年開始部署，英國人的處心積累，讓我想起一位退休助理警務處長說過的一段一九八四年回憶……
「這年之前，我進過處長辦公室，好記得處長身後有幅好大的香港地圖，每一個區域都釘着該分區指揮官的名字、相片和解說，譬如東九龍指揮官某某，他幾歲？哪校畢業？讀哪科？曾駐守哪些部門？去過哪裏受訓？……這個地圖，是方便決策者提拔、揀選及培訓將領人才。舉例這個人在環頭做得不錯，下次就調他做行政試試；那個在機動部隊做校長做得很好，下次調他去公共關係科看看他的公關手段又如何。於是，一個能文能武、能打能管的全能長官就是這樣煉成的。」
「然後，看新聞，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碌落樓梯，沒多久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有日，我又再被召進處長辦公室，赫然發現，處長身後那大地圖不見了。我當時沒特別去想原因，直至佔中，我們發現，好些帶兵長官其實沒有實戰經驗，我忽然想起那消失的地圖，原來，一九八四年，英國人已收起警隊行之有效的人才培訓機制，執包袱，並非始自一九九七，而是早在一九八四年已開始。」
回頭再看看盧永雄寫的戴啟思潛伏故事，原來，豈止執包袱，埋地雷，也是由一九八四那年開始。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21年2月11日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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