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就在後真相代表人物特朗普卸任總統前三天，朋友傳來某份泛黃報章一篇方可成的長訪問，結語說他正在試新的solutions journalism項目：「我們更多的不是關注問題，而是問題之後關注別人怎麼解決問題。試試看吧。」有位舊拍檔看後寫了一串哈哈哈哈，意思是什麼我仍在參透——巧合之處，倒是有另一位朋友於以上這篇訪問刊登前幾天，傳來某染紅報章的一篇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署名文章，題為《香港需要解困新聞學》。

香港確實是個怪地方，很多概念本身乃中立或中性，但輿論和學者卻往往把某些想法，放進特定政治立場框框：限制思維，亦限制了社會創新。固然研究政治修詞（political rhetoric）的人會不以為然，認為修詞從來都反映權力關係，洩漏管治階層的真正用心，故黃絲論述不可能跟藍絲的重疊，立場勢不兩立，不存在互動討論空間——正因如此，當看到親泛民與親建制的傳媒，在幾日內分別探討「解困新聞學」的可能性時，筆者雖未至百感交集，卻難免覺得有點奇特。

解困新聞學在香港的發展，至今踏進第九個年頭，筆者於2012年暫別傳媒業界，投身社會企業。那年擔任「社企民間高峰會」（《信報》為當年主力支持媒體）總幹事時，請了人稱「解困新聞學之父」的David Bornstein來港作主講嘉賓，深受啟發，決定重返傳媒為這套學說盡點綿力。那一年於《光明頂》首次解釋箇中概念，陶傑聽後點評謂：「解困新聞學是傳媒行業的救傷車」——環看今日港人又強調無力感再趕移民，高見。

最初跟監製林子傑以流動直播車「打地面戰」，因為深信社會創新要貼地由18區開始，否則建制與泛民一邊繼續食老本而另一邊只懂衝擊，早晚走入死胡同：無人在2013年能夠預料如今快將推出的「區議員宣誓要求」，但核心問題卻非純粹打壓：驀然回首，只能慨嘆區議會由始至終、從藍到黃，一直破而不立，並沒有就新問題，提供新答案。

然後承蒙商台厚愛，亦感謝健吾包容，於2014年4月開始了全亞洲第一個解困新聞學的大氣電波節目。翌年把這套想法帶入電視，再兩年後，和一班年輕傳媒人把對解困新聞學的看法結合實際經驗，輯錄成書——那時候特朗普剛剛上台，所以書名加了一個副題：後真相年代的答案。

記得當時有人提出：「為什麼叫『解困新聞學』而不從英語直譯作『答案為本新聞學』呢？」我解釋那是浸會大學新聞系提出之譯法，意境較佳，遂隨之。最近看到有學者撰文譯作「解難新聞學」，但愚見認為並不可取，因為意思會變得不必要地狹窄——「解難能力」是職場和學界常用語，英語為problem solving ability，箇中概念始終針對「問題為先」，解決難題則隨後，且往往指如何解決特定問題；相比之下，「解困」精神背後則注重如何突破窘境，強調「發掘」答案，創新意味較濃。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1月25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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