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

倫大政治經濟學院的莫哲暐同學撰文批評筆者在明報〈等而下之——移民第三代（香港八九十後）平庸有理〉的文章。他認為筆者傲慢與偏見兼而有之。傲慢指我認為香港本土年輕人在跨國企業招聘中被外國及大陸「尖子」比下去，反映只知市場優勝，不知中國傳統儒家君子及仁者的成功典範。偏見指我鼓吹移民後代要「永遠保持移民心態，拒絕融入社會……受盡歧視， 方可保持所謂的優越與成功」；因此批評我「似乎（是）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人貴有自知之明；因此筆者不會以為自己一定懂、一定對。但對於經過深入研究之事，卻不妨有自信，要堅持。筆者自覺表達的觀點並不傲慢，亦不偏見，只是不合莫同學的偏好而已！不過，年輕人有獨立見解是可喜，並願意費心思執筆投稿是值得尊重。這篇文章首先對青年一代「生於憂患」講法的質疑，繼而討論對青年世代的取態問題，最後談談筆者對資本主義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

「生於憂患」的八九十後世代筆者理解沒有錯，莫同學正在倫敦念研究院課程嗎？若以莫同學念研究院的程度，還會與那些聲稱「生於亂世丶有種責任」的八九十後分析水平，我則無言以對！從這個簡單例子說明，筆者〈等而下之〉一文對香港八九十後，即移民第三代「平庸有理」的評價還是對的——他們連憂患的主觀與客觀意思還不能分辨，還能令人有所期望嗎？我的父母一代經歷二次大戰戰亂；當年中國人均壽命只有40多歲。那個世代才是生於憂患！今天，在中東黎巴嫩、伊拉克，東歐的烏克蘭還在戰火蹂躪之中，亦可算是生於憂患。這些地區的人民面對是生存危機及不能預期危機什麼時候完結。香港一些年輕人所謂的「憂患」問題算什麼呢？同樣與香港同一層次經濟水平的新加坡。

該國政治領袖如李光耀，有智慧之處是利用地緣政治，經常警惕新加坡人要有憂患意識；目的是要求國民不要死於安樂。至於青年人並非「生於憂患」的證據，我還是留白算了吧！

對青年世代的取態問題

對青年態度及子女教養是大學問、大問題。今天在後佔領時代，我們更應嚴肅處理及面對。這裏，筆者只提出兩個講法，希望大家，包括莫同學及八九十後世代，一同思考。

最近，施永青先生寫過一篇短文〈青年需要扶助更需要鍛鍊〉，列出7項規則，如「生活是不公平的， 你要去適應它」、「這個世界並不會在意你的自尊，你要有自尊，就得先有所成就」、「如果你以為老師對你過於嚴厲，等你見過老闆之後再說吧！」等。其實，施先生列出的7項，只是網上流傳11項或14項的部分要求年輕人遵守的規則，以對應美國青年人被認為「自我感覺良好，但卻不能讀、寫或計算」的印象。而網上流傳作者是微軟的蓋茨，但實際上是出於一本1996年出版，題為Dumbing down our kids的著作。

「虎媽」蔡美兒觀察美國中國人（泛指亞洲人）對子女管教嚴格，當然造成父母與子女的緊張關係。但是她認為是值得的。因為子女在未成年階段不會知道什麼對自己好壞的。只有嚴格要求子女，父母才對子女將來負責。她觀察中國人與美國主流家庭的子女關係，還是中國人比美國人好的——因為子女長大後便會知道父母之前的嚴格要求是好的。反之，美國主流社會成年子女對父母關係較中國人家庭差。

資本主義與傳統文化

莫同學竟然認為筆者「口講仁義道德、實質資本主義」。有朋友說莫同學對我的批評是「塞了私貨、偷換概念」，亦包括批評我歧視移民云云。報紙是公器，我並不在意於一些無聊及缺乏邏輯的評價。因此，我還是討論一下莫同學用資本主義與傳統文化對我的批評。

大學及青年階段，我對資本主義有一定的成見，認為資本對勞工剝削，因此要幫助弱勢一方。後來做了社工及從事社會政策研究，對剝削的看法較為正面，有價值才有條件被剝削！因此，不能抽空講剝削，要具體看勞資關係及勞工的工作條件及待遇。一般來說，就算剝削概念是成立的，剝削比壓迫還是好得多——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隔離政策，如建圍牆，就是不要利用他們、剝削他們。還有，資本主義亦有變化。最近，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出版了一本名為《21 世紀資本論》，居然備受矚目。因為他提出資本主義社會財富愈來愈集中的老問題。看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愈來愈文明。例如今天它們的財困問題的重要因素是「超載政府」，政府收入及國家的經濟水平不能承受選民對福利及公共服務的要求。從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超載政府」問題，反映西方民主國家的困境——一方面講權利的公民利用民主政治對資本主義制衡，並得到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另外一方面，這個再分配還是無奈於資本家的過分積累，致有皮凱提的憂慮，並且引起全球關注。

從這個困局來看，西方資本主義及其民主政治載體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對於「實質資本主義」的批評，筆者有條件接受——我的改良版資本主義理想是西歐、北歐較文明及競爭力的體系。這是我的研究興趣及專長，太複雜，不贅。不過要聲明，目前香港缺乏產生該類體系的條件。我們最好還是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優勢。

筆者亦有條件接受「口講仁義道德」的評價。我認為回歸中國傳統是香港及中國的出路。中國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自我的修身要求達至仁及成為君子（莫同學的道德標準），內地儒家學者如復旦大學的白彤東教授所言，還是止於「心性儒學」，未能進入政治制度建設，抗衡西方正逞敗象的民主制度。據筆者粗淺的理解，政治儒學是要發展荀子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例如蔣慶提出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體現在制度上，便有「通儒院」（天道）、「國體院」（歷史文化）、「庶民院」（民意）的設計。當然，這些建議還是流於烏托邦式，但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背景作出更新的努力。中國傳統的養分不少。孟子講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現代中國學者努力在法（泛指法律及制度）方面的探索，就是回應西方百多年來的挑戰。但在這個回應過程之中，不應忘記中國傳統如仁義的優良內涵。

最後一句，客觀而言，香港的青年世代不可能生於憂患；至於筆者是否傲慢與偏見，則何足掛齒呢？這個態度的層次就算錯了，並不損我〈等而下之〉一文世代動態分析移民第三代平庸有理的理論架構吧！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1月10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