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余魚曼
近日某知名媒體創辦人在其社論文章以《施政報告》為引，抨擊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區政府官員「眼高手低」，而對社會改革缺乏意識；並認為林鄭特首自以為「好打得」而沒有對應和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魄力。其更指出，要應對民生困局只能通過改革。
該社論引用了毛澤東文選第一卷首篇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該鴻文雖然針對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但他洞悉人性的弱點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故此文在七十五年後仍富有活力。正如該媒體人所言：如果缺少像毛澤東對當時國家形勢的科學分析，中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我們不僅通過此文對毛澤東的思維層次有了深刻認識，我們更能通過其文章內容掌握社會各階層的特徵及其反映的人性。文章的相關論述尤其是對中產階級和以教育界、專業人士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即我們平常所指的中產階層）的搖擺性、矛盾性、妥協性的批判尤為深刻，甚至與香港社會的現狀高度契合。
香港問題的實質是分配不均。而其具體表現為以擁有大量土地和生產要素、高度倚重國際資本的大財團為首的大資產階級壟斷了社會資源，剩下的少量資源則由基層和中產階層分配。在無力從壟斷者口袋裡拿回應有所得的情況下，基層和中產為了僅有的資源而不得不進行零和博弈。因此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案》無論投放更多資源在基層或中產階層，都會被另一階層抨擊為分配不均。香港大財團更透過高樓價將中產階層捆綁上自己的利益戰車，一旦特區政府採取手段壓低樓價，中產業主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正如毛澤東所言，中產階層一方面飽受大資產階級壓迫，另一方面也憂心基層「搶奪」自己的利益。中產階層的這種矛盾態度，恰恰被大資產階級利用。因此香港社會紛爭再激烈，其本質只是中產和基層之間經濟和政治立場的搏鬥，傷不了大資產階級一根毫毛。大資產階級甚至樂於支持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的「黑暴」勢力，從而利用香港的亂局「趁低吸納」，隨即在香港需要重建時搖身一變成為建設者，再次賺一個盆滿缽滿。基層和中產階層不論「藍黃」，再次淪為犧牲品。
筆者相信特區政府並非從一開始就不想改革。這些滿腹經綸、跨越重重障礙而成為社稷棟樑的高官，背後還有各界精英組成的龐大智囊團隊出謀劃策，他們的見識理應遠超常人。然而經過種種挫折後，他們或許痛苦地體會到建基於現有社會秩序的變革，最終只會淪為形式主義、改良主義。而一旦有人下決心解決深層次矛盾，就無可避免地觸碰到資本財閥及與其捆綁的中產階層的利益，最終造成社會動盪，自己則淪為千夫所指、黯然下台。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更是遍佈全世界，以「撤資」為要脅理由阻止政府一切不利自己的政策，也是無往而不利。官員們眼見得不到掌聲之餘還要背負罵名，甚至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變得堪憂的情況下，又豈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政策改革呢？ 若無為而治，雖然或會被人批評「為官避事」、「缺乏魄力」，但起碼退休後還能在大企業謀個好差事呢！
也有人會以北歐國家為例，認為在不動搖資本主義的根基和大財團利益的前提下，也可以實現近乎社會主義的平等社會。可是北歐國家的高福利仰賴本國的高增值產業和發展中國家源源不斷的廉價商品供應，加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一直倚賴美國承擔了大量本國防務責任，使其有足夠資源建立社會安全網，在照顧基層居民之餘，間接地實現全民中產化。北歐模式本質只是轉嫁本國的剝削和階級矛盾至國外，讓極少數的發達國家充當與香港大資產階級相若的食利剝削階層。如此類推的話，香港若要實現平等社會，難道就必須要剝削其他地區的人民嗎？
毛澤東當年總結了中國各場革命失敗的教訓，得出了「要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之結論。及後歷史證明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脫離群眾而以失敗告終，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團結群眾後經歷多年艱辛奮鬥而成功翻身。我們若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團結基層和中產階層，徹底改革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結構和經濟結構。否則《施政報告》寫得再漂亮，基層和中產階級也無法逃離被迫使「零和博弈」的悲劇。
官員們當中或許確有少數人肉食者鄙而未能遠謀、養尊處優而脫離群眾，但正當連街邊賣菜阿婆、公園吹水阿伯都能對香港深層次矛盾如數家珍，這些人中龍鳳又豈會毫不知情？若說他們明知道問題癥結而一直沒有對症下藥，我們確有理由懷疑他們究竟是有心無力還是有意不為。而作為中國僅有的實行資本主義體制地區之一，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全體香港人，準備好迎來「真而堅」的制度和政策改革的一天了嗎？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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