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繞社會多年的亂局，體制內的反政府力量竟是其中的內生亂源，無論是行政架構內部，還是立法、司法、教育、社福等不同範疇，都屢見反對派黑手亂舞。隨着《港區國安法》鎮暴遏獨，撥亂反正的善後整固任務，便落在重整和端正管治團隊的政治忠誠和承擔之上，而莊嚴的就職宣誓既形象化地宣示政治効忠，又能評鑑政治誠信，但要由「食生菜」回到「正官箴」，還須嚴肅處置拒簽誓章或悖違承諾的公職人員。

有評論指出，體制內的反政府力量之所以存在、蓄積、爆發，甚至「叛逆」，主要在於整個體制都缺乏管治意志和能力，有權不用兼且用得不當，有責不承又對違規者姑息驕縱，只要整個體制回到善治善管，宣誓與否又有何重要？

對，實現善管善治，是管治團隊不能脫卸的基本責任，但作為管治團隊的一員，亦有絕對的義務和責任，對政府負責、支持政府施政，並在政府作出決定後，放下個人立場，做好政策解釋推廣和服務實踐，更不容「政治人格分裂」，上班時支持政府，下班後反對政府；而簽署聲明或宣誓的本質，正正就是要有一種「看得到」和具法律意涵的政治効忠，亦要對公職責任作具體表明和公開確認，這是國際慣常做法，亦是《港區國安法》的法定責任和政府正本清源的必然之舉。公職人員若是故意拒簽或其言行表現違反誓章，容易予人不願承擔公職、力有不逮甚至凟職的感覺，政府應當如何處置？涉事者需要承擔什麼行政或法律後果？大家應當不說自明。

當然，拒簽拒誓的行為清晰明確，但對於違誓行為，要作出判斷，往往也不是依據簡短誓章內的片言隻語，而是因應誓章而衍生出來的一些具體行為標準，但為了避免出現一些言人人殊的歧義和別人用心的爭議，政府宜應及早作出明確的規限，清除理念盲點。

第一，囿於過往的歷史因素，有關公職人員的定義，散處於多條不同的法例，應通過法例修訂予以統一，涵蓋所有涉及公帑和公權力者，除行政、立法、司法部門機構的工作人員外，還應包括區議員、選委會成員、教師、公營機構員工等，均衡處理其權責關係。

第二，公職人員不是「應聲蟲」，有其個人觀點和言論表達自由，但不能違法，也不能跟其公職身份存衝突；若有不同意見，應循體制內機制表達，不能捧着公職光環反政府。日後在宣誓體制化後，將可視乎有關言行的違法情況，進行紀律懲處甚至即時DQ。

第三，効忠是政治表態，對象是政府；負責是承擔工作要求的責任，在「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並非是區隔割離，而是二而為一的整體，因為香港公職人員宣誓効忠的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並要遵守「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12月9日

原圖：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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