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而下之——移民第三代(香港八九十後)平庸有理
等而下之——移民第三代(香港八九十後)平庸有理

本文作者為中策組顧問、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

等而下之指這一等級逐級而下,往後會更差的意思。香港青年世代80後、90後能否接班不是他們年齡增長,自然順勢接班。這是一個缺乏深度的分析,若出自青年世代中「佔領」一族,亦反映他們平庸、無知及缺乏智慧的一面,令人憂心。平庸是虎媽蔡美兒的講法,子女A-也不成,要A。統計上平庸可指中等或平均值;一個世代而言,一定有高低的,但世代與世代比較中等值有所不同。香港賴以成功是一個開放的城市,若這前提繼續保持,將來的香港主導者應該不是青年世代中的「佔領」一族。據商界朋友表示,今天不少香港跨國企業在中層已經多聘用外國青年人或內地尖子,而少香港「精英」。即是說,香港的世代精英亦在跨地比較,被比下去。從企業角度,若它們不這樣做,亦會喪失競爭力。市場及國際競爭並不會由於一些80後、90後追求民主理想而加以優待;經濟世界及國際關係基本還是物競天擇的世界!因此,大家要清楚,籠統的說法,香港移民第三代平庸,並不一定表示香港整體會平庸,除非我們不能保持高度開放、有國際競爭力,盡攬人才在港,香港才會平庸。當然,今天青年世代中的「佔領」一族的表現,值得為香港前景擔憂。

家庭世代與死於安樂

70後、80後及90後的概念是以10年為一個年代,但世代可以家庭傳宗接代作區分,發展中國家可能20年為一世代,發達國家則近30年左右才結婚生子,成就另一世代。香港是移民社會,今天還有三成人口不在本港出生。以筆者為例,我是移民第二代,我的孩子是第三代,孫子是第四代。中國有句講法,富不過三代,就是講3個世代,而非年代。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即是說只有經過憂患波折,才能激發鬥志,而安逸會使人委靡,這成語亦可用作解釋富不過三代。而本文就是參考國際經驗,指出香港整個社會要面對的風險,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有極大可能「死於安逸」,即喪失了移民第一二代的憂患意識,重視權利、現今享受、接受平庸,呈現衰敗之象。香港面對第三代的問題亦是普世現象;台灣才女龍應台最近因「太陽花學運」而冒起的「小確幸」心態,呼籲青年世代要看到台灣嚴峻的未來。這與本文提出要有憂患意識,同出一轍。

虎媽戰歌到世代成功及衰敗模式

耶魯大學美籍華裔教授蔡美兒2011年寫了一本書《虎媽戰歌》,介紹她用中國的嚴厲教育方法培養自己兩個女兒的過程,與美國接受孩子(包括其平庸)、享受現在(為何要為將來刻苦?)的主流價值反其道而行而聲名大噪——她成為《時代周刊》2011年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百人之列。2014年蔡美兒與同為耶魯大學教授的丈夫寫了另一本書The Triple Package :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 sex 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介紹8個以傳統成功標準衡量(入名牌大學比例、家庭收入)高於美國一般水準的美國少數族裔及宗教族群——中國人、印度人、黎巴嫩人、伊朗人、尼日利亞人、古巴人、猶太人及摩門教徒。他們包括一般認為文化落後的尼日利亞非洲裔及古巴西班牙後裔(Hispanic)人士;顯示沒有種族歧視或差異因素。他們都有3種表面看似矛盾,但實質相輔相成的文化特徵:優越感(對本身文化、歷史、信仰自信等)、不安全感(憂患意識及被歧視感覺等)及控制衝動(control of impulse)的自我克制能力(刻苦、紀律、毅力、犧牲精神、延後滿足等)。

筆者在兩年前閱讀過一篇研究報告,指出猶太人並沒有跨代貧窮問題,因為他們並不以鄰居的窮人為參考對象——猶太人有太多透過自身努力成功的出眾人物可以激勵個人鬥志。舉例說,自1901始的諾貝爾獎,其中兩成由猶太血統人士取得,但猶太人只佔全球人口0.2%。因此,貧窮的猶太人不會自暴自棄,要求居住地政府幫助,「向上流」。

與猶太人一樣,中國人認為本身有5000年文化,與猶太人自信為上帝「選民」,都有優越感。放在美國的大環境,中國移民家庭第一代有任何移民的不安全感;他們節儉為子女未來而拚命工作及儲蓄(控制衝動),成就了第二代融入主流社會的背後動力及資源。不過,蔡美兒的觀察,中國移民第三代,已經沒有了不安全感,並擁有了今天美國主流價值——接受自己及生活在現在,不像猶太人及另外一種美國人——摩門教徒,仍然能夠保持對自身的要求——摩門教徒認為本身的道德操守遠遠優於主流社會。不過,蔡美兒亦提及猶太人在美國已經有四五六代,部分亦呈現奢豪生活的現象;他們會否平庸化還是未知之數。摩門教徒較好,青年摩門教徒在世界各地傳教的兩年對內化紀律、刻苦及道德操守十分有用。

移民世代成功及平庸化邏輯是第一代生在異鄉的不安全感,但這些族群基於自身的優越感而構成對現狀的不滿,不會接受現實的正面能量是刻苦(自己及對下一代嚴厲要求),造成了部分第一代及第二代普遍優於主流社會的成就。然而,由於第一及二代的努力,第三代已經有條件不用拚命努力、刻苦、延後享受而得到社會認同,便變成平庸。蔡美兒寫作《虎媽戰歌》就是記錄她擔憂兩個女兒會隨波逐流,接受現今美國文化可以平庸,及活在現在而非自我克制為將來而活的事例。

新科技為害估計不足

香港的移民第三代與世界各地青年一樣,都擁抱新科技,人手一部智慧電話,可以上網,搜查新聞,觀看短訊、電影及短片。社交媒體如臉書及網上討論區是新的文化載體,它的特點是傳播方式將時空壓縮,以一傳N,無遠弗至。從政治秩序的角度看,社交媒體的傳播還未納入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序,即它所出現的傳播內容虛假有之、激情有之、偏執有之,並未被規範化。因此,社交媒體大體還是一個感性主導、理性止步的世界;政府規管遠遠落後於形勢(例如實名制不能執行),普世皆然。

2009年牛津大學神經科學教授女男爵Susan Green field,在上議院發言,警告社交媒體會改變兒童的大腦發展,導致他們成為自私、注意力缺失的青年。他們的行為特質是注意力短暫、感性的,傾向於不顧後果的即時(here and now)選擇。她總結這種行動模式為嬰兒化(infantilising)。

2011年哈佛大學學者發表研究報告,發現研究對象在社交媒體透露本身的信息之際,腦部感覺喜悅,與飲食、賺錢、性愛於腦部相同部分一樣獲得正面回報。這一研究發現解釋了臉書受到青少年歡迎的原因——自戀行為帶來心理喜悅。同年加州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Larry Rosen發表的學童研究,亦發現臉書用者較易有自戀傾向。但令人擔心的是,他發現若學童在學習期15分鐘內一定要查看臉書,會得到較低的學分。這結果與著名的棉花糖實驗一樣,有克制能力而願意等候15分鐘而多獲1粒棉花糖的孩子,將來的學業成績(SAT高考)以至身高體重指數(BMI)較好。

這些科學研究結果儘管不是全面,但亦提供重要解釋臉書用者自戀傾向的現象(被讚原來有心理喜悅回報)以及網上討論區規管缺失造成膚淺、感性、偏激言論的原因。當然,我們不能夠將青年世代的「佔領」一族的表現完全與社交媒體的言行畫上等號及加上因果關係。這還有一點個體差別,即是否沉迷的問題。筆者亦有臉書帳戶,親友之間溝通,臉書十分好;關鍵是自律。

生於憂患或死於安樂的選擇

本文等而下之的宣稱並不只是衝青年世代中的「佔領」一族,而是我們移民的第二代及整體社會能否像美國移民第二代的蔡美兒,因為憂心女兒接受同儕影響,流於平庸的移民世代衰敗邏輯,而能夠令第三代有憂患意識。這個跨世代的挑戰被新科技的社交媒體弱化,但後者的影響是超越地域,我們不應諉過於新科技。知己者明是最重要一步,行了這一步方向對頭。移民世代成功及衰敗模式的信息是,用傳統的說法「慈母多敗兒」(家教失敗)、「嚴師出高徒」(教育成功)。過去20年香港移民第一及二代刻苦努力的成果,創造了香港眾多的經濟奇蹟;亦基於這種成果,第二代不希望第三代、第四代重複他們艱苦奮鬥經歷,讓青年世代以為繁榮安定是必然的,而不加珍惜。這情與部分學生及激進派在「佔領」運動中,背離泛民主派過去30年辛苦經營的民主運動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策略及原則,最後還是徒勞無功,同出一轍。這些「佔領」一族不知天高地厚,缺乏憂患意識;他們的能耐(佔領79天)是我們老一代的縱容而已。

蔡美兒能,香港不少家長亦能成為虎媽。但是香港社會能否像美國8個少數族裔或宗教族群擁有世代成功要素,較為複雜。我開的藥方不離蔡美兒的族裔成功模式:重拾中國文化歷史的優越感,增強社會及個人的憂患意識,以及多延後享受、自律、責任而已。對於一個富裕社會來說,這些當然是苦口良藥,每個人及家庭可以「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勉強不來;但香港整體而言,需要一個反思過程,轉勢並不容易!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29日

原圖:網絡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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