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李宇陽
過去40年，深圳與香港不同發展軌跡的背後更像是兩種文化、兩種制度之間的競爭與博弈。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只有一水之隔的雙城，一個選擇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創新之路，另一個卻選擇了政治掛帥，意識形態爭拗之路，但無論如何深圳的成功離不開香港，香港至今也依然保有其獨特價值。面對未來，同屬灣區經濟的主體只有互相借鑒，加強融合，在兩制協同的背景下，共謀機遇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深圳從40年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脫變為如今的「中國矽谷」和「創新之都」，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早期深圳得益於深港「前店後廠」的模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到了90年代，則逐漸從「三來一補」邁向高新科技產業；再到21世紀，面對經濟增長放緩，推動產業變革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行業以搶佔未來經濟制高點。在上述過程中，深圳始終能夠審時度勢，充分利用好各種資源與政策，敢闖敢試、敢於突破陳規陋習才是其成功的關鍵。
反觀如今的香港被產業結構單一，經濟轉型困難，社會民怨鼎沸、施政舉步維艱等問題困擾，國家給予香港的利好政策從來不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偏心香港，但為何始終無法突破困局，在筆者看來這既是歷史必然，也是自身使然。
香港發展至今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眾多發達經濟體的通病縮影。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迫切需要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FDI)以引進外部資金及先進技術，因此在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文化血緣的背景下，港資成為首選。面對廣闊無限的內地市場商機以及比香港更為廉價的勞工成本，不少香港企業也願意選擇在內地投資設廠以分享改革紅利。雖然這是一個互利互惠雙贏的過程，但這種市場選擇的行為也導致了香港本土製造業的離岸化及中空化的結果。本地製造業工人失去原有工作機會，不得不尋找新的工作崗位進行個人職業轉型，其中大部分人所轉往的零售、餐飲、旅遊、貨運物流等基層經濟也成為了在此次黑暴及疫情雙重打擊下最為嚴重的社會部分。
今時今日的香港，置於中國的最大作用在於其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全球資金方及中國資產方服務，只要「一國兩制」及外匯管制一直存在，香港的這個地位就不會被任何一個內地城市輕易取代。但這種完全轉型於金融服務業的經濟結構是不完善的，是與大部分基層經濟脫鉤的，只會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社會分化。
儘管香港擁有良好的科研基礎與實力，政府也看到了問題所在，更是早在回歸之初就提出要經濟轉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但是在這個重視機會成本及重商主義的城市下，香港就是缺少將科研成果產業化、市場化的土壤，在加上近年不斷陷入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香港不斷錯失良機，社會亦難以有效轉型。此外，時至今日，香港主流社會竟然還堅持奉行自由放任(lassiez-faire)的小政府體系，在這種原教旨主義下又豈能期待香港大有作為，數碼港、科學園、創科局這一個個鮮活的例子充分說明了問題所在。
近日，中央出台《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注意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從八大領域支持深圳在更高層次及更高目標上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香港是否可以抓住這一快車，在具體方面加強與深圳的交流合作，同時繼續發揮自身優勢與價值可謂關鍵。
深圳曾向香港拜師，但如今當深圳多項發展指標均已超過香港時，一向比較高傲的香港會否轉過頭來向深圳請教學習，無論是從政府高層還是民間百姓，轉變心態突破陳規，將自身建設努力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中去才是香港最應該轉變的方向。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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