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丘健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高度評價深圳四十年來取得的成就，並賦予深圳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以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引擎等重責，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
四十年前，歷史選擇了深圳。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基本國策，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央選定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就是為了善用深圳毗鄰香港的優勢，將港澳台僑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以及城市管理模式、國際標準等制度引進至內地，從而推動國家邁向現代化。
深圳用了四十年時間，從一個人口僅數十萬、GDP僅兩億元的小漁村，發展到現在人口超過一千萬，GDP達2.69萬億元的大都市，經濟總量增長一萬倍，不僅超越廣州及香港，更走過了其他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與此同時，香港發揮着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橋樑作用，從一個工業城市，轉型為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體，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加上對外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美關係惡化的國際大變局，深圳的角色從以前的「先行先試」，轉變到「先行示範」。兩字之別，語境迴異，在「先行示範」角色下，深圳不僅要擔當先導作用，而且要取得標誌性成果，還要有值得各地借鑑的示範意義，可見中央對深圳的期望任重道遠。
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文件，並於日前公布具體方案，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更多自主權，不僅涵蓋於經濟及科技，而且擴大至行政體制、法治、文化、環境等層面，務求在五年內取得一定成果，將有關經驗複製全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樹立標杆。
然而過去二十年來，香港的發展卻裹足不前，只著眼於短視的投機炒賣，錯失了發展創科等新興產業的黃金機會，與「敢為天下先」勇於創新的深圳形成巨大的反差。此外，香港社會趨向泛政治化，造成盲目排外的本土主義抬頭，從最初反高鐵、反國教、非法佔中，以至去年的「黑暴」，不僅衝擊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更令年輕一代排斥內地。最令筆者憂慮的，並不是深圳制定了什麼發展大計，而是特區政府的思維落後形勢，官員對大灣區及國家發展策略缺乏大局觀，面對鄰近城市積極參與和制定相關政策，但香港卻遲遲未有實質行動，平白坐失不少發展良機。
必須強調，城市互相競爭本來平常不過。從發展本質而言，深圳是姓「社」，香港是姓「資」，深圳賴以成功的一套，香港即使想學也學不來。香港與深圳應當處於「競合」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而不是零和遊戲。香港須把握近水樓台的優勢，積極與深圳以至其他大灣區城市磋商，如何在金融、創科、航運等方面做好分工，在「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交匯點上取長補短，加強兩地經濟產業合作互補，從而產生互相促進作用，實現互利共贏。
「危機倒逼改革」，深圳取得的成就，正給香港社會一個反思的契機。面對錯綜複雜的新形勢，特區政府上下應當加強歷史觀和戰略觀，營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社會共識，敢於調整利益格局，推動發展多元產業。社會各界必須全面解放思想，擺脫意識形態的枷鎖，摒棄盲目仇中的心態，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拓展新興市場，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雙循環」經濟格局當中，才能讓香港走出發展困局。
市民也要明白到，香港過去的成功並非必然，玉石俱焚無法撼動國家發展大局，相反只會令香港社會陷入全輸局面。只有加強對國家的影響力，為國家深化改革開放作出貢獻，才是守護一國兩制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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