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人質事件血腥落幕，危機再度凸顯恐怖分子使用社交網絡溝通聯繫。英國首相卡梅倫曾點名指出，社交網絡已經開始被利用，協助策劃殺人及暴力襲擊。至於香港的佔領行動，幕後黑手都在透過網絡發號施令，因而令在社運光環下的網絡恐怖主義，成為一個急待關切的社會穩定問題。

網絡恐怖主義無遠弗屆

網絡時代的到來，顛覆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信息傳播方式和生產流通模式。在善良的人們利用網絡提高生活質量，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網絡也成為社運甚至恐怖分子的樂園，成為一把鋒利的「雙刃劍」。

社交網絡連結個人，形成組群，推動議題，快速發展出強大勢力，如今「孤狼」式的個人形式的社運或恐怖行動，更是善用社交網絡作為鼓動與散布信息的工具。以前的「驅蝗」、近日的「鳩嗚」，都是由個人催化為群組甚至群眾活動。今天，連偏處南太平洋，被稱許為人間淨土的澳洲，也因社交網絡而遭逢「恐劫」，長時期被外部勢力覬覦的香港，能不提防嗎？

美國威爾森中心(WilsonCenter)恐怖主義與網絡研究員魏曼在「新恐怖主義與新媒體」報告指出，恐怖組織熱愛社交網絡，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Flickr無所不用，宣傳其議題之外，還用於募款、招募與訓練人員。他分析，社交網絡擁有互動、個人、低成本、緊密、即時、頻繁與點對點的特性，而與傳統媒體截然不同的是，新科技可塑造、改造與傳播資訊，恐怖組織早在911前即充分運用，這些特性更符合聖戰分子運籌帷幄的模式與風格，並發動無遠弗屆的「電子聖戰」。

魏曼表示，1998年網上只有12個與恐怖分子相關的網站，但如今這類網站有近1萬個。

英國情報部門政府通訊總部(GCHQ)新任主管漢尼根日前在《金融時報》撰文，點名批評社交網絡已成恐怖分子的「指揮中心」，又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為例，指ISIL進攻伊拉克重鎮摩蘇爾期間每日在twitter發文4萬次，從來未因發送垃圾信息被禁言。同時ISIL又懂得利用twitter標籤(hashtag)功能，在信息上加入「世界盃」、「伊波拉」等無關的標籤，增加信息覆蓋度。

後佔中須梳理網絡空間

事實上，早在1997年，美國加州情報與安全研究所的柏林‧科林已首先提出「網絡恐怖主義」一詞，認為它是「網絡與恐怖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當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就是目前普遍強調的，以互聯網等信息技術作為恐怖勢力開展活動的重要工具，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招募人員，傳播暴恐思想，傳授暴恐技術，籌集恐怖活動資金，策劃恐怖襲擊活動。

第二類是恐怖分子利用互聯網對政府和公共設施發起網絡攻擊，造成大量實體破壞與人命傷亡，使日常運作陷入癱瘓，製造新的恐懼感。在佔領行動初期，美國和香港的黑客組織便曾發起大規模的網絡攻擊，雖然成效有限，但危機已現。

網絡空間已被視為繼陸、海、空、外太空之後的「第五空間」，互聯網成為各國搶奪的戰略陣地，也成為社會動亂和恐怖勢力開展活動的重要工具。聯合國安理會早前通過決議，首次明確要求各國就加強打擊網絡恐怖主義採取具體措施。現時，佔領運動已經告終，但警方的清場行動只能治標，未能治本。政府在梳理「佔中」後遺症之餘，更應思考如何理順社交網絡這個「亦人亦神亦鬼」的新空間。

原文轉載自《香港商報》2014年12月19日

原圖：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