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李宇陽
面對近日鬧得滿城風雨的「三權分立」之說，筆者對此更想談的是，維持良好社會秩序，止暴制亂的關鍵是香港行政、立法及司法共同的責任，只有「三權協力」才能治標治本。否則就算有國安法的加持，以香港當前政治體制的執行及民心取態，只要在將來觸碰到有關「一國兩制」敏感的部分，極端主義行為及暴力事件隨時都會捲土重來。
與其過分執著於「行政主導」還是「三權分立」，(更何況在歷史傳統及法理基礎上香港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三權分立」)，倒不如說多年來「行政主導」不彰，受限於管治隊伍水平及公民社會的影響，在重大突發爭議的事件面前，三權無法產生共識，無法有效合作，以致於香港的公權力陷入「塔西佗陷阱」，才是香港社會多年來停滯於政治爭拗的癥結所在。
長達一年多的「反修例風波」早已讓香港原有的道德基礎與法治精神受到任意破壞及踐踏，重建上述社會根基也是「三權協力」的本質任務。201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取她的報告並對香港問題做出表態與指示。這是「反修例風波」中有國家領導人的首次亮相。事關重大，其明確提出止暴制亂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這也是從中央層面首次對香港地方政府提出要「三權協力」的要求。然而一向政治不敏感，沉醉於自我「城邦」體制的港人對此並無過多解讀，甚至當時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此番言論損害香港「三權分立」的體制，令人無語。
其實早在2008年及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兩次訪港期間的講話中就曾提及「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就可看出有關「三權協力」早已成為中央政府對香港地方政府的管治共識。只不過，一直以來部分「政治中立」的技術官僚、「取信於民」的立法議員、「司法獨立」的法院法官均對此沒有產生過任何共識，更不要說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撰文提到的部分法官將自我身份抬高到全國人大位置，引起中央釋法及批評。而這也是香港三權體系下部分精英的通病，即無法看清中央信號及未能擺正自我位置，間接損害香港與中央之間的相互信任。
丟掉幻想，回歸現實。「反修例風波」發展到後期，其實質就是一場被冠以高尚訴求的本地奪權運動，從而達到「反中脫中」的族群主義。就過去一年多的抗爭表現，「和理非」及「勇武」已不再是一種道義、哲學性的指導原則。二者之間已成反對派今後長期的抗爭策略，隨時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不同場合、不同地點任意轉換，用「和理非」換取大眾同情與支持，用「勇武」逼迫政府讓步與妥協，這便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齊上齊落的群體哲學表現。相信三權將會長期面對這樣一種抗爭戰略，如何協力應對才能擺脫行政不彰、法治不顯就是其中關鍵，畢竟警察的本質是維持治安，至於背後的政治問題只能留給三權體系下的管治者們去解決。
談到此，香港發展至今所累積的一系列問題，常常會被反對派冠以內地不斷干涉侵蝕為由，甚至抨擊「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但是短短十年內，在經歷完「佔中」、「旺暴」、「反修例風波」後，筆者也懷疑「港人治港」香港本地產生治理香港的人物是否真的可行？其治理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會直接影響到2047年之後的決定，過去治理效果為何，各執一詞，至於將來治理效果為何，就留給時間作答吧。
原圖：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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