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間出版社在參與了教育局的通識科教材專業諮詢計劃後，刪除「香港三權分立」的描述。而教育局長楊潤雄亦表明，香港不論在回歸前後，均沒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這個事實必須在教科書表達出來。其實香港的制度不會因為教科書改了幾個字就有所變化，有時爭拗還是對於一些定義的不同或不了解，當然如果涉及的是教科書的內容，也值得咬文嚼字，免得誤人子弟。
分權且互相制衡 才可說是三權分立
當我們談及三權分立，很多時會以美國的政體作為例子，但這個概念其實源於歐洲。洛克在《政府論》下篇提出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以反駁「君權神授」的觀念，他認為權力不應集中於一人，只有將權力分散，互相制約，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當時他就將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及對外權（Federative Power）。及至孟德斯鳩，他才提出今天經常說的三權分立，即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而除了分權外，還要做到互相制衡，才可說是做到三權分立。
舉一個例子，中國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權也分權到3個不同機關。行政權屬國務院，立法權屬人大，而司法權則屬最高人民法院。雖然3個權力分出來了，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三權少有作互相制衡，反而更見互相合作，因此我們也不會認為中國內地是行三權分立。而在香港，有人以《基本法》指出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就推論出香港有三權分立，是邏輯上跳步了。
因為除了權力分管外，是否有足夠制衡也同樣重要。我們不妨從歷史、制度設計，以及實際操作幾方面來分析。首先在歷史上，雖然香港一直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但行政立法其實很長時間都沒有分家。由一開始的定例局，到回歸前的立法局，絕大部分時間港督都為主席，要直到1993年，由委任議員施偉賢擔任主席，港督才完全離開立法局的體制。同樣在大部分英治時期，立法局的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的，直到1985年才有部分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1991年才有部分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因此有說香港的成功靠三權分立是不合理的，反而國家改革開放的機遇、行政主導的效率，以及執行普通法的獨立司法體系才是香港成功的基石。
而在香港回歸後的設計上，鄧小平先生早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已說明：「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當時的中央，對香港的理解也是行政主導，在設計香港回歸後的政體時根本沒有考慮過三權分立。
較合適描述應是「行政主導，司法獨立」
而在實際操作上，其實香港回歸後的制度很大部分繼承了英治時期，特首的權力與港督相差無幾，只是在一般情况下，特首都沒有把權用盡，但不代表他／她沒有這個權力。例如去年10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利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近期亦因疫情將立法會選舉押後，而立法會是沒有否決權力的，可見立法機關遠遠未能制衡行政機關。這還沒有考慮全國人大的存在，如果人大作出任何決定或釋法，香港的立法會及法院也沒有任何制衡力量，可見香港今天的制度在實際操作上也不是三權分立。
無論從歷史、制度設計又或今天的實際操作來看，香港的權力都沒有做到互相制衡，雖然行政、立法及司法權分由不同機關負責，卻不能因此而說香港是三權分立，比較合適的描述應該是行政主導，司法獨立。教育局多年沒有做好監管工作，今天總算做好把關。今天的香港實行混合政體，劉兆佳教授形容為自由威權政體，試問威權政體又怎麼可能實施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呢？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9月2日
原圖：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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