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8月24日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出席會議並且發言的專家包括林毅夫、樊綱、江小涓、蔡昉、王昌林、朱民、陸銘、張宇燕和鄭永年，全部都是經濟和社會學界的頂尖權威專家。習主席聽取各專家學者對編制「十四五」規劃提出寶貴意見，並且指出，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必須準備好應對一系列新挑戰。
習主席在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中，首次正式提出：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8月24日的座談會中，習主席再一次闡述「雙循環」的思路，習主席在講話的開端已經指出：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衝擊，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而「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是針對當下動盪多變的全球大局而作出的應對策略，這套「雙循環」的策略，也將會是貫穿「十四五」規劃內容的一條主線。
以「雙循環」應對全球大局變化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套理念，雖然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中首次提出，但之前也有相當廣泛的醞釀。在5月「兩會」召開時，習主席在看望政協經濟界別委員時已經有所提及，而副總理劉鶴在6月中的陸家嘴論壇中也再一次提及。對於這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必須全面、充分和準確掌握，這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必須以整體和統一的方法去理解、去發展，不能以偏概全。因為當下國際大形勢風雲多變，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刻意圍堵，如果把焦點只放在「國內大循環」這一個面，而忽略了「國際大循環」的另一個面，就完全錯誤理解「雙循環」的戰略意義。
繼續改革開放事業、把改革開放幹到底、以進一步改革開放去解決國家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問題，是國家的基本政策方針。習主席在座談會中所發表的講話，指出要研究新情況，作出新規劃，並總結了六個要點，其中第四點是強調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第五點就提倡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改革和開放就是解決困難，尋求發展的不二法門。
對「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個概念必須要全面、充分和準確掌握，除了要以單一和完整的概念去理解之外，也要對國家過去發展的歷史和策略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教授8月16日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舉行的「當前形勢下構建『雙循環體系』的可行性與對策」的專題會議中，發表了「構建『雙循環體系』的八點建議」論文，其論文內容以「雙循環體系」來做提綱挈領，是非常嚴謹和精準的演繹。余永定認為，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決定，並不是對國際大循環戰略的否定，而是對它的揚棄，是對它的補充和發展。並且，保證我國的糧食和能源安全，是『雙循環』戰略調整中最重要的策略」。余永定歸納了「雙循環」的發展由來，在1980年代後期，國家改革開放已經見到可觀的成效，而當時又搭上「全球化運動」的便車， 「國際大循環」就成為了國家發展的主流思想。在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是最合適的經濟模式。
但世界沒有任何一套單一經濟政策可以恆久不變，余永定指出「隨着『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成功，對其進行調整的必要性也日益顯露出來。事實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發布的『十一五』規劃中就已經明確提出，應『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理論界對如何調整國際大循環戰略的討論在90年代後期就已經開始了。2009年，人民大學賈教授提出， 『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是……破解美元霸權和應對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根本性措施』（見賈根良：《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轉型》，《廣東商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據我所知，這可能是國內學者首提『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概念。
應該看到，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決定，並不是對國際大循環戰略的否定，而是對它的揚棄，是對它的補充和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 『辯證法對現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由「國際大循環」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在「十一五」規劃時已經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當時已經警惕國家不能再集中搞「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龐大的出口也對其他國家造成嚴重的擠壓，結果轉化成為國際關係上的壓力。余永定在文章也指出「當中國還非常弱小的時候，無論是引資、出口、還是貿易順差的情況，別國都不在意。但是當國家真正強大了，到了現在這個局勢，中國依然實行『大進大出』，可能就有問題了。中國的出口成為全球第一，對別國的出口形成巨大競爭壓力，所以矛盾就出來了。」況且，粗放型的加工經濟，無法維持長時間的高速發展，如果不走「自主創新、高增值」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可能突破不了「中等收入國」的陷阱。
余永定認為， 「雙循環」不是否定「國際大循環」，而是對它的揚棄、補充和發展。換句話說， 「國際大循環」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我們必須有新的發展和補充，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是在國家發展的接力賽中，接了「國際大循環」的下一棒。
「雙循環」主導「十四五」規劃
習主席在闡釋「雙循環」的概念時，指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經常項目順差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現在的不到1%，國內需求的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七個年份超過100%。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徵會更加明顯，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會不斷釋放。」
如果以兩個齒輪去形容「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以經濟體積而言，「國內大循環」那個齒輪遠比「國際大循環」那個為大。但在一部機器中，齒輪不以其大小去判定其作用， 「國際大循環」那片齒輪，仍然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創始院長李稻葵教授在其最近發表的論文《五百年的慘痛教訓──我們不能關起門來自個兒競爭》就指出「國際大循環」是確保國內企業面對競爭，進而在學習中成長的必要條件。這是國家持續發展的其中一隻主要引擎，我們要繼續擴大「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由四億中產，增長到八億中產，就需要「國際大循環」這片體積較小的齒輪去推動。美國是美國，國際是國際，況且，就算在美國本土，對華友好的企業、團體、民眾和地方政府比比皆是，這些都是爭取國際合作的對象。
要建構「雙循環體系」，余永定教授提出一條基本戰略總則和八點執行建議。基本戰略總則就是在「雙循環體系」內必須保證我國的糧食和能源安全，而八點執行的建議包括：第一，中國應努力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結構，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國建設成一個製造業強國；第二，中國應該進一步降低GDP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這並不需要主動去降低出口；第三，中國應該加速對國際貿易失衡的糾正；第四，中國應該實行中性的貿易、投資政策；第五，中國需要對海外資產結構進行調整；第六，現在中國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提高和加強自主創新能力，這同時要求我們對整個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進行調整；第七，留着本國資本；第八，調整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和參與度。
「雙循環」的構建，不但是主導「十四五」規劃，在未來一段相對長的時間，中國的經濟仍然會在這個「雙循環體系」中發展。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20年8月28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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