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最近討論後「佔領」時期如何回應青年的問題，有一個看法認為這一代的年輕人相信後物質主義，請政府及老一輩要對準青年人的需要。即是要給他們民主，要重視環保；「向上流」的物質條件如就業和房屋不足以疏導他們的不滿。後物質主義與香港這一代青年應該是值得探索的問題。但是，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人性會否由於制度及社會條件改變，如物質富裕而轉得美好，而不需要政府或社會的規範呢？這是一個歷久常新，不斷要問的老問題。

後物質主義與社會發展

後物質主義的概念首先由學者Ronald Inglehart 於上世紀70 年代提出，以解釋富裕社會的價值轉變。他主理的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便是透過跨國調查，了解各地的價值轉變及社會價值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其旁支一個愈來愈受關注的研究是快樂指標；在西方爆發金融危機後尤其受到重視，因為它有一個哲學及社會發展的含意：跨國研究發現富裕社會如美國、日本的經濟儘管有所發展，但其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 being） 如快樂、生命滿足（lifesatisfaction）並沒有寸進，致有收入增長至一個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準， 便會出現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降低的現象。

後物質生活的基礎與文化

從這邏輯來看，物質富裕並不一定帶來相等比例的快樂或主觀福祉。這個「發現」對西方經濟依賴不斷消費以刺激經濟增長很有啟示——若消費不一定能滿足需要，經濟發展的意義為何呢？從這個角度看，後物質主義對反思西方社會消費主導的發展模式實在有積極含意。

筆者用括號加在「發現」表示這並非創新的發現。宋朝大詩人陸游享受田園之樂，已經十分「後物質」了。那麼，處於中華帝國宋朝的農村經濟的後物質與21 世紀的後物質主義有何分別呢？

以我理解是不同歷史條件產生的文化差異。當年中國以農立國，管理一個龐大帝國需要不是權力下放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有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華民族的公共意志。西方社會如英國於1688 年的「光榮革命」都是致力於限制絕對皇權，致有羅梭等哲學家發展出主權在民的民主觀念。

這些文化背景造成今天西方鼓吹的後物質主義有民主的成分，例如操作的問卷包括了參與決策的問題。陸放翁當然不會超越時空追求與宋朝皇帝分權，要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首長了。

今天一些社會人士所指的青年世代追求後物質主義，實際上是舶來品，是特定時空之下產生的。若從Maslow 的人類動機的層序階梯，後物質主義是在滿足了較低層次的需要如生存、安全後，追求更高層次而已。後物質並非不需要物質基礎，而是在擁有物質基礎上才能更上一層樓。因此，就算在富裕社會如瑞典，在2000 年的調查，認同後物質主義價值的受訪者只有22%，最高比例的國家是澳洲，有35%。筆者解讀這個分別是澳洲資源豐富，較有條件享受生活，而瑞典人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高的生活水準。這即是說，後物質主義價值會被它所建基的下層基礎不斷影響。現實的說法，我們這一代青年世代享受我們老一輩拼搏的成果，才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這種借用他人成果，而非基於本身能力及實力的取向，是不鞏固的。

後物質主義理論亦有一個文化元素。英國兩位學者Len Doyal 及Ian Gough《人類需要理論》（1991）的經典著作便認為普及的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健康及自主（autonomy）兩項。香港城市大學學者陶黎寶華便認為亞洲人儒家文化重視人與人的相互性；因此，自主並不代表亞洲文化的傳統。即是說，人類需要就算是在基本層次，亦不是普遍，而因時空、地理、文化、歷史而有不同的追求。

這些理論爭論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後物質主義支撐的所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並非有超越時空而客觀存在，像生命需要食品的營養滿足，但麵包或白飯、餃子則是文化表現。若陸游代表的中華文化不追求自主，而追求人倫關係的仁、禮、和諧，缺乏了普選亦一樣可以有高度的非物質文明快樂、生命滿足！亦即是說，今天香港青年世代追求的子虛烏有的真普選是特定歷史空間的概念而已。在中國和平崛起、民族復興，正在尋找抗衡西方論述霸權，暫時挺住舶來品預計的為害（如發生於香港及台灣的劣質民主，對抗性政治等對社會管治不見其利，先見其害的現象），爭取時間發展優質、良性民主的可能性及經驗，亦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亦是筆者一直鼓吹發展民主，應該善用可能的後發優勢。

北大講義風潮

筆者亦觀察到香港佔領運動的人士（一些並非青年或學生）表現出的激情及激動行為，如在旺角「鳩嗚」的無賴、幼稚、不利己利人行為。又如衝擊立法會及包圍政府總部所表現的暴力，在在是人性醜惡的顯露。就算是學生組織長期霸佔金鐘馬路，提出要人大常委會撤回8 ? 31 決議，並要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話。在不成事之後， 「學民思潮」成員又突然以絕食威脅特區政府對話，目的是重啟政改「五部曲」。

這些行為表現令我想起，就算科學如何進步，社會物質條件如何豐裕，人性還是沒有變。今天香港青年學生鬧事，表現出自我中心、自私的心態。因為他們追求自己想要的正義，便要其他人犧牲，這應該可以概括為性惡多於性善的表現。容許筆者同讀者回到差不多100 年前中國的五四學運。在我們歷史的回憶，五四學運盡是富有理想的學生。幸好，繼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所著的《西潮》有下面記載的「北大講義風潮」：

五四勝利之後，學生為成功而陶醉，既然要求學校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要求不遂，便以罷課鬧事；如教員考試嚴格或嚴格一點的紀律，亦罷課反對；亦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免費發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一次北大評議會通過規定學生必須交講義費，數百學生湧到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的」規定的人算帳。蔡元培到場回應「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你們哪一個敢碰教員，我就揍他」。

人性不變、德主刑輔

這批當年高叫科學與民主的中國五四學生精英還被蔣夢麟形容為不盡義、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何這批在普及大學教育的香港學生及青年人。他們講的，或一些淺薄評論員所謂後物質主義，其實都是世情多變，但人性不變的定律而已！若筆者的觀察是符合歷史事實，那麼，對這些所謂後物質主義的青年世代的回應還是歷久常新。在這裏，筆者引用一些傳統智慧與大家分享。

漢代《白虎通義》：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民有所懼也。」

毛澤東亦評價為漢代最好政論的《治安策》，作者賈誼向漢文帝獻策對應諸侯反叛的形勢。他認為諸侯王勢力強大，好比大骨頭，漢王朝如果不用權、法大斧去砍，而想以仁、恩小刀去切，那麼，小刀將或缺口或折斷，是無濟於事的。

《白虎通義》與《治安策》都同樣釋出一個傳統政治智慧，恩威並濟，或外儒內法。或者用今天通俗的說法，一手硬、一手軟；只有軟、沒有硬只是姑息養奸而已！正如筆者曾經講過，今天的香港公共意志還是被六七騷動所綑綁，講求寬容的外儒多於刑罰的內法。或者次序上是先儒後法，要待問題徹底顯露才會轉向內法。

牟宗三在《文化建設的道路》一文提及對時代風氣要有感覺，才是智慧。香港一些知識分子只有香港的時代感覺，所以才提出要對應這批本質偏劣，不感恩今天他們的物質生活是人家努力成果的青年世代的所謂後物質主義風氣。他們完全與這些鬧事的青年世代一般見識，無視中國民族復興的時代風氣的大智慧。最後總結，德主刑輔，但刑要實，不可姑息，仁德才會彰顯！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11日

原圖：takungpao